ffice" />谈到1979中越战争的起因，很多人都会认为是越南忘恩负义，中国养了一条白眼狼。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恐怕远不止此。在国际政治中强调知恩图报，实在是有些天真了。fficeffice" />
中国和越南从“同志加兄弟”到反目成仇，是复杂的国家利益、地缘政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特殊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说到30年间中越关系的演变，要清楚几条基本脉络。首先，中越之间根深蒂固的是两个民族国家的关系，纠缠着上千年的历史恩怨；其次，中共和越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战友，同属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纠缠着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交叉的特殊矛盾；第三，中越关系又深受中苏关系的影响，并在中越最终翻脸中起到了强力催化剂的作用。
在上千年里，中国长时期统治越南，后来又使越南成为藩属，双方发生过多次战争。从民族性上来说，越南实际上对中国是又怕又恨。北方的威胁，一直是越南人的心头大患。从地缘政治上说，中越两国国力相差悬殊，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压在越南背上，卧榻之畔，如何安心！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越南对于“北方邻居”的警惕依然没有放松过。2009年4月，因为中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越南西原铝土矿建设工程的事，就激起了越南军界和知识界的一片反对浪潮。当时已经98岁的武元甲大将上书越共中央，反对西原工程。在无结果后，又投递公开信给媒体。越南知识界更有3000多人联名写信给阮晋勇总理，要求停止西原铝土矿项目建设。其中越南著名军队作家、高级记者范庭重的公开信非常典型：“宿命使我们国家与北方大国中国为邻，此国虽然地域辽阔，但多高山峻岭、咆哮江河，余下地域或干旱大漠，或水乡泽国。此国人口稠密过度，生民贫困乃因无地可耕！此国统治者自古至今自封‘天子’，奉天之命统治天下，开疆拓土！它的整个历史，无论是哪朝哪代，打的都是侵占我国领土的主意。。。。。。我们的民族意识稍微淡化，北方的侵略马上就来到。。。。。。”
有如此敏感的地缘文化土壤，对于中越关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双方的共同的敌人是美国，中国给了越南大量援助，但越南依然警惕着不被中国所控制。大国牺牲小国利益是分分钟的事，越南如果不能对中国一边倒，就必须另有靠山，否则国家安全将失衡。东方的谋略论中，远交近攻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中越之间亦是如此，倒也不能怪越南又拉上苏联来搞平衡。
多年来一直宣传胡志明对中国感情深厚，非常友好。如果不死，中越可能不会反目。当然，胡志明和黎笋相比，确实算是对中国感情深厚了。他要在，即使和中国不是那么非常亲密，搞到刀兵相见倒是很难。不过，就胡志明个人来说，依然对中国深有戒惧，逃脱不了民族性的法则。在越南抗法战争之初，胡志明苦撑危局，确实极为需要中国的援助，甚至提出过中国直接出动人民解放军入越作战的要求。当战局稳定后，胡志明的心态就转变了，反而不愿意中国更深程度介入越南。他在越共高层内就说过：“宁可暂时闻着法国人粪便的味道，也比什么都吃中国人的强。”“不要让中国人来，上次他们就呆了一千年才走。”可见，胡志明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越南民族国家的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接受中国的援助，却不等于要成为中国的傀儡。即便中国人自己不这么想，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对于胡志明来说也是极为敏感的不二之选。
《日内瓦协议》在中越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钉子。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让越南暂时牺牲掉了国家统一的机遇，对于越共领导人的影响是深刻的。尽管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中越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成果，但私下里却是相当不满的。后来成为越共总书记的黎笋，当时是南方局领导人，对于来自中国的压力非常愤怒，使他较早就成为了越共党内的亲苏派。
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中，有一个悖论。从意识形态上说，按照国际共运的原则，无产阶级无祖国，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各民族的解放运动。但就民族国家利益而言，支持了别的国家解放，就有可能对本国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不支持，又有损害他国民族解放之嫌。实在是进退唯谷。中国和越南就是这样。在长期里，中国援助越南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却也并非没有条件。
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劝说北越接受北、南暂时分治，是为了中国能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建设，主要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1950年代中后期，北越想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又加以阻止。因为中国国内当时正在进行“大跃进”运动，“超英赶美”，不想越南问题激化。这同样是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考虑，但无疑让急于统一祖国的北越深为不满。到了1960年代初中期，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日趋严重，中国又转而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这是因为中国国内出现政治斗争，毛泽东搞世界革命的激进主义热情开始不断升温，以国际促国内，更要高举反帝大旗，中国再次奔向反美斗争第一线。在北越看来，美国介入越南不只是阻止越南统一，更是在围堵中国。这样越南就成为了保卫中国的前线，中国出钱出枪支援越南进行武装斗争是理所当然，不存在什么“感恩”心理。黎笋、长征、范文同等人到北京要援助要得理直气壮，狮子大开口，弄得周恩来是非常无奈。1960年代末，北越和美国都打得有些力不从心，便开通了政治解决的渠道。这时苏联介入，牵线搭桥，越美苏三方一同搞起了缓和。中国则非常愤怒，强烈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和绥靖主义，斥之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又指责越南中了苏联的计，对美国搞妥协投降。实际上当时中国国内的“文革”正搞得轰轰烈烈，国际上又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革命中心的领导地位，因此急切想拉住北越与美国人打下去，从而彰显中国才是真正的世界革命策源地。对此北越人既无奈又气愤。北越打得太苦了，寻求与美国和谈缓和一下，有什么错吗？这就妥协投降了吗？那朝鲜战争期间中国自己也和美国边打边谈，搞了两年，算不算妥协投降？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中国阻止北越乘胜解放南方，现在又阻止北越与美国和谈，反来复去道理都是中国的，恐怕拿越南利益作交易的倒正是中国。历史真是一面多棱镜，中国认为自己支援越南是非常无私的国际主义，真的是无私吗？越南人可不这么认为。
说到苏联，就不能不谈中苏关系对于中越关系的重要影响。苏联最早并不那么积极地支持越南革命。斯大林就不用说了，赫鲁晓夫当政的时候，对西方搞和平共处，在越南采取了脱身政策。面对北越的求援，除了口头支持之外，只给了北越6000支二战中缴获的德军老式枪械。胡志明知道后非常生气，斥之以：“把它们丢到博物馆里去！”随着1950年代末开始的中苏交恶，苏联对越南的态度发生转变。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苏关系发生全面恶化，削弱和遏制中国，成为了苏联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这样，在越南插进一脚，对于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是极有作用的。于是苏联开始积极援越，向越南运去大量军事物资。当时北越的防空任务主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炮部队担任，苏联随即也派出了地空导弹部队入越。北越则两头都要，在中苏之间搞平衡。苏联毕竟财大气粗，后来在援越力度上超过了中国。而且苏联与越南相隔万里，没有地缘政治上的沉重压力，让北越感到更加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理解越南最后为何弃中投苏的切入点。
苏联还着手分化离间中越关系，加紧影响越共高层。在越共党内，胡志明是最高领袖，地位无人可以挑战。他长期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但党务上管得较少，年纪大身体也不好，越来越像个象征性的人物。党的总书记原来是长征，原名武文渠，因为仰慕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干脆改了名字。长征是越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1957年因为在农村推行过“左”的土改政策而下台。取而代之的是南方局书记黎笋。黎笋对中国是早就深怀不满的，他上台后逐渐把自己在南方根据地的追随者提拔到中央来。如让黎德寿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掌握了人事大权；让文进勇担任中央军委副书记，削弱了越军总司令武元甲的权力；让范雄进入政治局以加强多数等。黎笋、黎德寿、范雄、文进勇等人日益倒向苏联，形成了越共党内的亲苏派，并逐渐把持了越共党内大权。相对而言，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等人对中国较为友好，算是亲华派。范文同是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性格随和，务实能干，长期奉命表态，显得摇摆不定。武元甲是越军元老，1948年就被授予大将军衔，是越共中央军委书记，长期担任越军最高领导人。黄文欢是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委会副主席，他算是越共党内最为亲华的一个，但实际权力并不大。黎笋的政治能力和权力欲望都很强，逐渐清洗并排挤掉了党内的反对派。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越共党内的政治斗争相对于其他共产党国家是颇为温和的。下台的人基本都能保住性命，进了监狱的呆不了多长时间也会放出来。只要不再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老老实实，混个温饱还是没问题的。这也是因为从胡志明那时候就形成了比较开明的的党内规范，不搞过火斗争，开了个好头。胡志明在世时，尽力保持党内的力量平衡，亲苏派和亲华派倒也和平共处。1969年胡志明去世，留下黎笋、长征、范文同一起组成三人治国小组来领导越南。但黎笋在党内羽翼已成，亲苏派占了上风，长征、范文同等亲华派逐渐权力虚化，这就决定了日后越共政策的走向。
从1960年代末开始，苏联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变得极其严重。为了摆脱与苏联交恶后四面受敌的困境，中国不得不牺牲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开始调整外交政策，着手缓和与原来的头号敌人美国的关系。对于美国来说，中苏交恶正好可以分化共产主义阵营，利用中国来遏制苏联扩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美国要从越南这个战争泥淖中拔腿，也急需中国的合作。双方的利益形成交集，终于促成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中美共同发表《联合公报》。这个消息对北越震动极大，在党内掀起了一股谴责中国的浪潮。在北越看来，中国与越南的仇敌握手，完全是一种背叛，是大国牺牲小国的卑劣行为。从此对于中国再也不能信任，反而要加紧防范。美国在越南拔腿之前，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的利益，加强了对北越的军事打击。这更让北越相信，正是因为中国的背叛，才让美国人如此肆无忌惮。此后北越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冷淡，日益倒向苏联，逐渐抛弃了在中苏之间搞平衡的政策。fficeffice\" />
为了挽回局面，中国加大力度援越，一边还要受着北越的奚落挖苦。周恩来去河内解释尼克松访华的事，就遭到了黎笋的猛烈质问，任周如何解释，终归无济于事。中国是希望北越不要滑向苏联，北越则干脆利用这一点，向中国索要更多的援越物资，甚至鼓励中苏之间展开援越竞争。美国人撤走后，1975年，南北越完成了统一。此时中国的对外政策重点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呼吁建立反霸统一战线。中国要求越南与苏联拉开距离，遭到了越南的拒绝。经过多年的战火锻炼，越南拥有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中苏长期以来给予的巨量援助，美国的败逃又使越南缴获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再加上苏联的战略支持，越南的信心已急剧膨胀。越南力图积极进取，要继承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遗产，想强行兼并老挝和柬埔寨，搞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而中国和柬埔寨的关系很好，向来支持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因而对越南的企图持有鲜明的反对态度。苏联的战略则是积极南进，寻求印度洋出海口，同时从南方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因此支持越南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这样，在国家战略利益上，越南和苏联走到了一起。
越南已经统一，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也不再具有紧迫性。而且中国因为多年的“文革”折腾，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也实在拿不出更多的东西给越南。但越南仍然狮子大开口地要援助，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实际能力。同时，越南根本不接受中国的劝告，不理会中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政治诉求，反而日益倒向苏联。中国在做出努力后，不得不开始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援助。而苏联则给了越南一笔数额很大的援助，还拉拢越南加入苏联控制的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经济互助会。既然中国已经榨不出更多的油水，而苏联显然是实力更为强大的靠山，越南便彻底抛弃在中苏之间的平衡政策，逐渐露出了反华的面目。早在1976年，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越共中央委员、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黄松，同瑞典记者埃里克·皮埃尔就有过这样一段谈话：“在（越）战时，使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诚然，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真是一针见血。
越南要想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就需要控制老挝和柬埔寨。这两个国家曾经和越南一样是法国的殖民地，也一起在《日内瓦协议》后获得独立地位。历史上，越南曾多次侵略这两个国家，天然的就有控制老挝和柬埔寨的欲望。当年越南共产党扩大后，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有意图要统一实施三国革命。1976年，
越南刚刚统一，在越共四大上就提出了和老挝、柬埔寨的所谓“特殊关系”，要搞印度支那三国的“永远结合”。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中，越南和老挝的联系比较紧密，为反击法国和美国的侵略而共同对敌作战。越南逐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加强对老挝的控制，使老挝沦为了傀儡。比较难办的是柬埔寨。
柬埔寨是一个王国，在历史经常遭到越南的侵略，对越南深怀惧意。《日内瓦协议》后，柬埔寨成为了一个中立国家，不同外国缔结任何同盟。当时的国家元首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中国关系很好。美国在侵略越南和老挝的同时，也力图控制柬埔寨。1970年代初，美国策动柬埔寨的郎诺发动政变，驱逐了西哈努克亲王，建立亲美政府，美军和南越军队也侵入柬埔寨，西哈努克则流亡北京。这时先前与政府军对抗而逃亡在丛林中的柬埔寨共产党乘机崛起，打出了抗美救国的大旗。柬共就是著名的红色高棉，后来因为名声太臭也就少有人称其为共产党了。为了民族救亡，反击美国侵略，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捐弃前嫌，结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共同抗敌。柬埔寨的斗争得到了中国、苏联、越南的共同支持，因而开展的风风火火。后来美国从东南亚抽身，郎诺政权便再也无法支持，最终被红色高棉推翻。西哈努克回到了首都金边，担任了短时期的国家元首，后被迫退休并再一次流亡中国。柬埔寨政权完全被红色高棉把持，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是波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宋成等人，当年都在法国受过高等教育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执掌政权后，波尔布特等人立即开始了骇人听闻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行全国农村化和集体化政策，强制将首都金边的百万居民全部赶到乡下而不管他们的死活。又在党内党外发动不断的清洗，残酷镇压旧政权留下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和反对派等。无数人被关进集中营，被逼迫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红色高棉执政不过4年，全国600多万人口就锐减170多万，实在搞得天怒人怨。
波尔布特曾在1952、1957、1975年三次前往中国，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接见，自称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建立民主柬埔寨后即采取了亲中国的政策。对于红色高棉的国内政策，一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认为红色高棉更加革命，搞得更加彻底，不像中国还保留着许多资产阶级法权。中国对民柬进行了大力援助，民主柬埔寨的宪法还是张春桥帮助起草的。不过随着红色高棉倒行逆施的加剧，中国也变得谨慎起来，对其政策开始持有保留意见。
越南在控制了老挝后，便也想对柬埔寨如法复制，以援助为名逼迫柬埔寨与其签订所谓“友好条约”，共同协调政策，开放边境等，实则是干涉柬埔寨的内政以达到全面控制的目的。民柬领导人对越南的企图心知肚明，深怀警惕，因此进行坚决抵制。于是越南和柬埔寨频频互相指责，边境上也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气氛越来越紧张。对此，中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尽管民柬政权搞得很不像话，但一个和平中立的柬埔寨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不能允许其沦为越南的势力范围。中国要求越南克制自己的行动，双方停火，以谈判来解决问题。这下，更加惹恼了越南，将中国视为实现其印支联邦计划的最大障碍。新仇旧恨之下，越南开始公开散布所谓“中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中国和越南之间将爆发战争”，“中国号召进攻越南”的谣言，预示着中越开始滑向全面交恶。
越南对中国的敌视行为首先从华侨问题开始。因为历史的原因，在越南生活着上百万华侨。海外华侨一般都能辛勤劳动，往往较为富有，对当地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也因此，相对贫穷的当地人对华侨的态度往往并不友好，认为是华人吸走了他们的血汗。如果当地政权再对华人有所歧视，那问题就严重了。历史上，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都发生过对当地华侨的屠杀。中国和越南之间本来早有协议，在越华侨有自愿转变国籍的权利，不能强迫，不得歧视。越南统一后，缘于其在中苏之间政策的转变，民族心理首先发作，开始迫害华侨。这既是越南不再需要中国的一种敌视态度，也是唯恐这些华侨成为中国在越南的“第五纵队”，同时还能无偿剥夺华侨的巨量财富，大发一笔横财。fficeffice\" />
从1976年起，越南违反中越之间的协议，开始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在政治上歧视、迫害华侨，在经济上对华侨进行剥夺。国内舆论上则煽动仇华情绪，又在中越边境各省推行所谓“净化边境地区”计划，驱赶当地华侨回中国。直至发展到在全国各地掀起驱赶、迫害华侨的浪潮，没收当地华侨所有财产，辱华、排华事件层出不穷。到1979年，共有20多万华侨和华裔越南人被强行赶入中国境内，还有30多万人被逼出海逃亡。当年香港就收留了大量越南难民，直到今天后遗症还有显现。
中国政府再三照会越南，要求其停止反华排华行动。越南毫不理会，甚而又开始排斥和歧视中国在越南的派驻机构和援建人员。不得已之下，1978年7月，中国召回了880名援越专家，并停止了对越南所有的援助项目。
驱赶和迫害华侨的同时，越南还对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宣称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为越南的领土，并出兵侵占了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从1977年起，越南就在中越边境集结大量武装部队。当时中越边界的大体走向是根据1885年的《中法新约》规定的，年深日久，在许多地方并没有进行精确划分，地形地貌已发生变化。越南利用这一点开始搞各种小动作，移动界碑，改变河流走向，砍伐分界树木，进而发展到进入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修筑工事，甚至任意开枪开炮，酿成严重流血事件。到了1978年，这种行为达到高峰。全年越南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境内数百处，造成中越边境的流血事件1108起，中国军民死伤达300多人。
越南和中国的国力相差悬殊，在边境上这样搔中国的痒有多大用处呢？即便和中国不再友好，也不必搞流血事件吧。实际上，越南挑起边境事端不过是其既定战略方针的晴雨表而已。越南统一后，其战略核心就是搞印度支那联邦，以武力控制柬埔寨。中国反对，就倒向苏联。为了向苏联表示忠心，对中国就要做得更绝一些。此时的黎笋在党内已无人可以制衡，长征、范文同虽然仍在高层，也无力提出反对意见，黄文欢则被赶出了政治局。又以文进勇架空不主张和中国搞坏关系的武元甲执掌国防部，提拔黎德英、黎仲迅、朱辉珉等亲苏派掌握了军队大权。越南的信心高度膨胀，弃中投苏的政治形势已无法改变。1978年7月，越共召开四届四中全会，制订了新的战略方针，即侵柬反华，基本的长远的敌人是美帝，直接的敌人和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北京和柬埔寨，可靠的后盾是苏联。军事战略为所谓的“南攻北防”，即必须以武力尽快推翻民柬政权，集中越军主力一举解决西南战场的战略问题。对于北方的中国，则持积极防御态势。
越南决心已定，和中国摊牌是迟早的事。既然要和中国翻脸，就得把中国打扮成一副敌人的形象，在边境上制造流血事件是掀起仇华情绪的最便捷的手段。现时政治利益的需要永远大于什么“同志加兄弟”的血盟情怀，黎笋本人就曾说过：“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100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现役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威胁。”
看看，中国已经在“威胁”越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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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中越翻脸的全程，可以看出，现实的国家利益是决定性的原因，中越苏美各国的互动则推波助澜。越南在全国统一后要搞印度支那联邦；中国则在“文革”后调整政策，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继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方面不再拘于意识形态而加强与西方的合作；苏联是追求南进印度洋，拉住越南从南方包围中国；美国则为抗衡苏联的全球扩张而需要与中国进一步合作。为了国家的战略利益，中国和美国走近，越南则倒向苏联。从政治上说，各方都是一拍即合，本也无可指摘。现实的国家利益当然是最重要的，谁也不想为他人做嫁衣，中国倒也不必过于痛恨越南忘恩负义。话说回来，当年新中国的工业体系还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周恩来去莫斯科要东西那也是狮子大开口，甚至连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都答应给了。结果中苏反目后中国也是把赫鲁晓夫骂得狗血淋头，连带苏联的辛苦援助也不提了，还将因国内政策错误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归咎于“天灾”和“苏联逼债”，弄得中国人民还都义愤填膺的。说到底，国际政治中需要的时候你情我愿，不需要的时候一拍两散，这才是常态。
对于越南来说，美国曾经是头号敌人，给越南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如今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勾结到了一起，显然已经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叛徒，为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张目。北京阻碍越南搞印支联邦，就是在替美国人出头。越南已经将中国的政策视为与西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政策没什么区别，政治上与中国已是如同水火。再加上历史上的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以及苏联的影响，中越反目成仇便已不可避免，其他如华侨问题、边境问题等不过是衍生品。至于与中国为敌是不是真的符合越南的国家利益，以黎笋为首的越共领导人当时倒是自信满满。直到中越打了10年的边境战争，越南在柬埔寨没得到什么东西，国家搞得穷困不堪，黎笋也死了，苏联也快解体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取得巨大成果了，越南才回过味来，赶紧与中国重修友好，搞起了自己的“革新开放”，越南国家也很快取得了巨大发展。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
赫鲁晓夫给我们援助也不是白给的，因为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事件时中国政府支持了苏方。当然，赫鲁晓夫比斯大林要大方的多。在军援方面给我们的基本上是苏军现役的装备，并提供图纸协助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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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连山:
国际共产坑国害人烧钱，最后一堆灰烬。
“共产国际”高喊要推翻剥削阶级的社会，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从理论上说，也许想法是好的，但，完全是空想主义，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违背了人性的特点，所以，注定是要失败的、灭亡的。
［此帖子已被 子睿 在 2011-5-14 12:33:50 编辑过］
在做好了准备工作后，ffice:smarttags\" />
ffice\" />越南敢公然入侵主权国家柬埔寨，背后是深有算计的。第一，判断美国在越战中深受创伤，在全球处于收缩防御阶段，一段时间内无力重返印度支那；第二，欺负中国“文革”内乱方息，国力受损严重，很难有什么坚决的措施来阻止越南；第三，背后有苏联支持，联合国对越南也是鞭长莫及，国际形势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越南一举拿下柬埔寨，统合印度支那三国，进而再威胁泰国，达到饮马印度洋的战略目标，此时不干何时干！以黎笋为首的越共高层也实在是有些胆大妄为，对于国际舆论的指责和中国的劝告一概不予理睬，终于被大棒打在了头上。
黎笋本人对于越共的影响是巨大的，是党内少见的强力型领导人，没有他，越南能不能走到这一步还很难说。黎笋在政治操作上是坚持越南的独立自主地位的，搞弃中投苏也是为了越南的国家战略，并不是要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对此也心知肚明，双方是因需要而勾结。黎笋在赌中国不敢出手，在当时确实也有一定道理。中国毕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会和另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开战而让资本主义国家看热闹吗？这在意识形态上的损失是巨大的。况且中国内乱甫定筋疲力尽，而越南刚刚统一气势正盛，还有苏联与越南订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中国敢背对苏联向越南开战吗？岂有此理呀。
只可惜，黎笋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使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中越终有一战，决定了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格局20年的走向，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越南跟着苏联越走越远，不仅没有赶上世界产业大转移的黄金机遇，反而因穷兵黩武而国势日困，最后苏联解体，越南不得不改弦更张，却也耽误了十年宝贵的发展时间。而中国甩脱意识形态的羁绊，一战而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终于使中国经济起飞，国势日益强盛。这，就是1979年中越战争的历史意义。
黎笋遇到的这个对手，就是当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也真巧，在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邓小平虽然还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实际上却掌握了党、政、军的巨大权力。而越南正是这时开始变本加厉恶化中越关系，自然撞到了邓小平的枪口上。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就评价过邓小平：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意为邓小平为人刚柔相济，实际上是个强硬派。邓小平对自己也有评价：我是个军人，专业是打仗。确实，邓小平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身为总前委书记，统一调度过第二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的军事行动，可以称得上是专业打仗人士。但这些评价并没有勾勒出一个完整的邓小平。邓小平其人的最大特点，在于登高望远，气魄雄大，是一个战略家，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另一个巨人。每到重大历史关头，他总是迎难而上的。
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饱经政治风浪。作为毛泽东的亲信，当年他也很“左”，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中邓小平都是主要领导人之一。经过“文革”磨难，邓小平对于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有了深入的反思。重新复出后，邓小平即大力推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提出要尽快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坚持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抛弃意识形态的束缚，加快与西方进行各领域的合作。归根到底，是中国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正如著名的“猫论”所喻示的，邓小平是个异常精明的人，这是他的另一个特点。面对黎笋政权的频频挑衅，邓小平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机遇，不辞一战，将中国这艘巨船带到了全新的航线上。
对于越南的反华行为，中国政府一开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为了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和平，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不仅多次向越南提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改善两国关系，而且在边境事件中，严令中国边防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打第一枪。然而越南将这一切认为是中国软弱可欺，更加有恃无恐，中越边境的动荡形势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这时，邓小平采取了断然行动。1978年7月，中止了中国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所有援助，决意甩开意识形态的包袱，重新界定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关系。fficeffice\" />
邓小平的这个行动不是孤立的，背后是中国对越南的一个基本判断。即越南恶化和中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为了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做准备。这可以在越南不顾中国的劝告不断威胁挑衅柬埔寨上看出来。而越南的后台是苏联，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又是苏联南进战略的一环。苏联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越南和苏联勾结，不仅是东南亚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也是苏联从南方包围中国的背后一刀。中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规劝越南，而越南利令智昏不加理睬，在称霸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放任越南的行为，不仅中越边境得不到安定，而且苏联的势力也会控制东南亚，从而对中国的软腹部形成战略合围，这样中国将无有宁日，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害。
在党际之间规劝无效，国家之间谈判无果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越南进行战争冒险，中国不得不开始考虑对越南采取军事手段的可能性。弄到这一步，也不是中国愿意看到的。就如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即组织东北边防军北调应变一样，对于越南的穷兵黩武，中国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是可以理解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人都是从几十年战火考验中走出来的，把握战争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专业水平。
越南的靠山是苏联，中国要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合纵连横，极力拉拢西方和东南亚各国站到中国这一边来，以造成对苏联的威慑。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和中国领导人探讨了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问题。6月，美国劝服日本在与中国签订中日友好条约时保留反霸条款。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样，中美日三国联合抗衡苏联的局面形成。11月，邓小平先后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着手修补“文革”中与这些国家搞坏了的关系，同时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当时古巴是苏联在拉美地区的跟班，为苏联在非洲打代理人战争。此处影射越南），号召各国联手孤立反对苏联全球霸权主义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越南和苏联的咄咄逼人也确实吓着了这些国家，在共同的战略需要下，各方开始走近。中国的反霸外交取得了很大成果。
政治手段之下就是军事准备。1978年7月，中国同柬埔寨方面探讨了加强援柬的问题。中国和柬埔寨并不接壤，相隔遥远，只能采取海运援助的形式。当时越南并没有公开侵略柬埔寨，中国如果出动军队去柬埔寨，即便只为了支援，也是师出无名，反被越南抓住把柄，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如果只是运送军需物资去柬埔寨，就必须绕道越南南部海域到达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中国的海军力量还很弱小，没有航空母舰，难以为运输船队护航。而柬埔寨的港口和铁路线都处在越南空军打击范围内，中国空军又鞭长莫及，海运援助实在风险太大。双方商讨再三，还是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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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中国强硬起来了，越南也开始心虚。越共中央特别讨论了中国将会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但越南已无法回头，只能继续拉住苏联来抗衡中国，同时积极进行与中国的战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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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入的分析和判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了决策：打。从政治上说，越南充当苏联的打手，搞地区霸权，加剧反华排华行动，在边境上不断挑起流血事件，已经威胁了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和挑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底线。如果任其行为，越南恐怕会变本加厉，将来更加不好收拾。晚打不如早打，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师出有名。从军事上说，人民解放军虽然历经政治运动冲击，但指挥层和军队领导骨干是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精英，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雄风犹在。中越两国国力毕竟相差悬殊，人民解放军的规模是越军五倍以上，正好可以借此战检验一下军队战斗力如何。即便打得不够理想，只要握有战略主动及有效控制战争规模，中国还是有这个自信的。在国际上，中国广泛外交，已经争取到了西方和东南亚许多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打一仗，正好以实际行动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可以提高反霸统一战线的士气。比较关键的是苏联的反应。中共中央做出估计，苏联的反应有四种可能：谩骂、威胁、小规模冲突、大规模边境战争或者入侵。认为前两种反应是肯定有的，小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大规模冲突和入侵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苏联如果要大规模入侵中国，就需要相应进行战争准备。中国的块头太大，从苏共政治局作出决议，到完成战争准备，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而中国对越南进行的是边境浅近纵深的惩罚性质作战，到苏联做好准备中国早已经撤军了。因此，综合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对越一战势在必行。
中共中央决定对越作战的总指挥是邓小平，以徐向前和聂荣臻两位老帅为副总指挥，全国分为两个战区。南战区集合广州、昆明、成都军区的部队，又分为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发起对越自卫还击战。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任广西方向总指挥，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云南方向总指挥；北战区以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严密监视苏军可能采取的对越策应行动，由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担任总指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指挥全军空军执行国土防空任务。
现代战争中，大军调动是保不住密的。美国和苏联的太空卫星很快就侦知了中国军队的行动。苏联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越南，引起了越共中央的紧张。经过紧急商议对策，一不做，二不休，越共中央决定迅速发起侵略柬埔寨的战争，速战速决，在中国军队完成作战准备前在柬埔寨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取消武力惩罚。同时，越南命令中越边境地区的越北前线部队进入二级战备，不久又转入一级战备，呈一、二线配置，以应对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
面对越南如此的嚣张气焰，中共中央军委于
至此，广西、云南边境已是帐篷连城，大军云集，战争的钟表开始了倒计时。
在战争前的最后关头，ffice:smarttags\" />ffice\" />
在美国期间，邓小平不断发出公开警告，表示中国对越南侵略柬埔寨不能坐视不顾，要采取实际行动。鉴于美军曾在越南损兵折将的教训，美国总统卡特谨慎地提醒中国注意这一点。邓小平则自信地回答：那要看是哪家的军队！
几天后，邓小平回国途中又访问了日本。在东京，邓小平使用了更加激烈的措词威胁越南。
“对侵略者不给予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
“目前正在考虑，为了惩罚侵略者，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
“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越南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有记者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的事情，邓小平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
对于中国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邓小平说：“我们得等着瞧。”
邓小平又说了一句令各国记者印象极为深刻的话：“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世界终于明白，中越一战已不可避免。
在战前的最后时刻，中越两国的舆论战打得如火如荼。中国影响最大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如《必须制止越南无法无天的侵略》、《侵略者套上了绞索》、《越南侵略柬埔寨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胜利一定属于柬埔寨人民》。。。。。。，声音一次比一次大。
越南也不甘示弱，1月8日，越南外交部发布指责中国当局在中越边界加紧集结大量军队的声明，并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递交，吁请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中国宣布要进行的“惩罚”。
法新社2月7日自河内报道，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
2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当年这个“教训”说很泛滥，邓小平频频发出要“教训”越南的声音，卡特提醒邓小平美国在越南的“教训”，越南自己则坚决不怕“教训”。在国际政治中，能不能“教训”，怕不怕“教训”，光靠说不行，还是要枪杆子硬。中越两国如此激烈地打嘴仗，无非就是要争个“师出有名”，然后才好理直气壮地动手。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越南的问题在于充当了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打手，帮苏联围堵中国，侵略柬埔寨只是第一步而已。至于驱赶华侨和制造边境流血事件，对于当年的中国来说并不算太大的事。邓小平坚决要“教训”越南，就是要打给苏联看，表明中国不是那么好围堵的，看看苏联的底牌如何。同时副产品是给美国人出了口气，中美更加走近，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较好的国际环境，顺便也能帮柬埔寨一把。邓小平是一个战略家，政治上炉火纯青，看得很远，越到晚年越是如此。“教训”这个词，符合邓小平的性格，你得罪我了，就是要打你。但从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来说，打到别国境内去，难脱侵略的嫌疑，一定要有可以说得通的理由。说越南是“东方的古巴”，“地区霸权主义”，显然过于政治性，理由不充分。中国不是美国，随便找个理由就敢打人家。那就回过头来，越南在边境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忍无可忍，必须还击。这样就“师出有名”了：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和当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样，国内人民也会理解和支持。
从越南的角度来说，柬埔寨打也打了，和中国脸也翻了，现在就抱着苏联一条大腿。中国威胁要“教训”越南，那就是侵略，也甭管越南自己是不是在侵略柬埔寨，国际政治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至于有没有实力坚持自己的道理，看谁拳头硬吧。
美国和苏联的态度相当重要。自越南战争后，美国处于全球战略收缩阶段，一直打不起精神来。和中国走近联合制衡苏联，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打越南，替美国报越战的一箭之仇，美国人心里偷着乐。但表面上，美国还是摆出了一副民主国家的派头来，不支持中国“惩罚”越南，但也不明确阻止，似乎不偏袒任何一方。暗地里，美国人将一些关于北部边境苏军动向的情报通报给了中国，算是表明了态度。
苏联在1970年代进入了全球战略进攻阶段，四面出击，常是美国前脚走，苏联后脚就跟了进去。在越南就是这样，苏联海军在印度洋门口建立了前进基地，同时挤压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空间。中国要“教训”越南，苏联不会坐视不理，毕竟刚和越南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承诺在军事上对越南予以支持。但到底支持到一个什么程度，苏联也很头痛。中国这个国家说强不强，说弱也不弱，领土不小，人口太多。打常规战争，中苏边境100万苏军都扔进去恐怕也不够，还得陷住，要再从欧洲调兵过来。可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正与北约虎视对峙，难以分兵。而且真要和中国大打，光是动员准备也得几个月时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是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倒是简单一些，但中国也有核武器，这个决心很难下。而且美国断然不会坐视不管，1969年时苏联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美国人就坚决反对，更不要说现在了。综合一看，苏联能做的，也只能是待机而动。中国要是仅在边境上小打小闹，苏联也就忍了，给越南道义上和军事物资上的支持算了，自己不轻易卷进去。要是中国敢大打，要颠覆越南政权，那就踏破了苏联的底线，说不得要和中国打一场了。战争机器这个东西，一旦开动就很难控制，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进行速战速决的惩越战争，正是在钢丝上跳舞，艺高胆大地赢了一个回合，既打痛了越南，也让苏联丢了面子。不能不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当年干得很漂亮，至少在战略上和政治上是如此。
中越大打嘴仗的同时，世界舆论也很热闹。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马来亚通报》发表了《中国会惩罚越南吗？》，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发表了《集结兵力准备在边境上打一仗》，从不同角度对中越战争的前景做出了预测。日本的《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最绝，各自发表评论文章，将中国的军事集结动向、出兵目的和进攻路线都预测得八九不离十，确实有人才。从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出，这次中越战争的前景是比较透明的，各方都心里有数。在和平协作的时代，国家间有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矛盾本不至此。因为是结盟对垒的时代，搞平行市场各行其是，双方都不想示弱，所以才打起来看。
现在全世界的目光已聚于一处，那就是中越战争究竟何时会发动。
这也是有迹可循的。越南北部地区在每年4月以后进入雨季，道路泥泞难行，弹药淋湿，不适宜作战行动。而中国决定发起对越作战是1978年12月7日，12月8日各参战部队接到作战命令，进行准备并向战地开进集结。第一批参战部队至1979年1月10日前做好了战斗准备。那么比较适合的开战时间就是1月中下旬和2月份。3月就有点太晚了，部队行动无法长时间保密，也接近了雨季。因为越南在1978年12月底发动了侵柬战争，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增调部队到前线，作战发起时间从1月上旬向后推迟。在此期间，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到前线检查战备，发现很多部队新兵众多，训练不足，准备不足，情况很严重。当时部队出动也确实急了点。最早的14军40师和广西军区独立师是1978年11月底行动，到开战的准备时间有70多天；大部分参战部队是12月中下旬开始行动，到开战的准备时间有近2个月；最晚的20军58师1979年2月19日才接到战斗命令，到开战的准备时间只有16天。对于一场大战来说，部队要重新训练准备，1、2个月时间是太紧张了。张震于是上报中央军委，建议推迟开战时间，各部队进行紧急训练。军委采纳了张震的建议，这才将最后准备完成时间推迟到1979年2月15日。经过紧急的准备和临战训练，各部队的弹药供应和技战术要求基本满足了战争需要。
越南人是等着挨打的，神经更加敏感。发动侵柬战争后，越北前线部队就进入二级战备状态。邓小平访美前夕，又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从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到各基层部队，人不卸甲，马不离鞍，都密切注视着越北前线的风吹草动。越军总参谋部连续向一线部队发出战争通报：中国军队将于1979年元旦进攻，中国军队将于1月5日进攻，中国军队将于1月15日进攻，中国军队将于1月28日进攻。。。。。。总之，折腾不休。
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紧锣密鼓的战争准备终于走到了最后时刻。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多少是迫不得已的。尽管政治因素压倒一切，可打仗毕竟是要流血牺牲的，不到最后的时刻，绝不轻言战斗。从头来看，政治需要大家都有，但中国人并没有到越南领土上打枪打炮，杀人放火，是越南人不断地向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咎由自取的，是越南。中国，是奋起还击。
1979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是可忍，孰不可忍》，实际上是对全世界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人民日报》上一次说这句话，是1962年，对象是印度。众所周知，那一年爆发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军被歼八千，全线溃退。
此刻，不知道越南人有没有如此丰富的联想。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越边境东西两线突然陷入了雷鸣火海之中。中国军队的152加榴炮、122加农炮、122榴弹炮、85加农炮和130火箭炮、107火箭炮等万炮齐发，无数的钢铁洪流暴雨般倾泻到了边境另一侧的越军阵地上。立时地动山摇，火球飞舞，泥沙俱下，肢体横飞，天空都变成了一片火红。
战争之神终于开始怒吼了，79大战的帷幕就此拉开。
［此帖子已被 沈晨曦 在 2011-5-13 16:58:20 编辑过］
对于与中国一战，越南人是早有准备的。黎笋的反华论调从政治上说多属狂言，在军事上却是搞得扎扎实实。早在1977年，中国还在援越，越南就在中越边境开始集结武装部队。当时越北地区多年作为大后方，越军只有一个第一军区，主要应付沿海和老挝方向，卫戍任务并不重。从1978年7月起，越南将中国作为了战争假想敌，随即从第一军区中又划出了第二军区，以第一军区防卫中国广西，第二军区防卫中国云南。同时向两个军区增调数个作战师的部队，加强北方边境各省、市、县的军事力量，组织省队、独立团、独立营、民军等地方武装，设立武装公安屯等展开一系列动作，加快推进了对中国的战争准备。fficeffice\" />
越南对于和中国开战的总的军事方针是：“一线坚守”，“一线取胜”，“独立作战”，“以少胜多”。要说黎笋和越军总参谋长文进勇、副总参谋长黎仲迅、总政治局主任朱辉珉等越军高层也是久历战阵，是了解中国军队擅长集中优势兵力，正面进攻，两翼迂回，穿插突破，运动歼敌的传统战法的。越军搞这种“一线坚守”，“独立作战”的东西，是很容易被中国军队一点突破而分割包围的。而且中越两军数量相差极大，越军的反攻兵力有限，还谈什么“一线取胜”，“以少胜多”呢？这种军事战略岂不正中中国军队下怀？
说来黎笋等人也是无奈。军事战略的选择必然是和兵要地志紧密相关的。从地理上说，越南国土呈狭长条状，两头宽，中间窄。北部中越边境是国土最宽处，全长有1300多公里。首都河内孤悬北部，离中越边境不过140多公里。这种地理形势在军事上说就是正面压力大，内部纵深小，一旦被边境突破就难有回旋余地。而且在长期的抗美救国战争中，越南的主要工业基地都建在邻近中越边境的地区，一旦开战就可能受到严重损失。越南经济穷困，这点损失也是极为伤筋动骨的。从政治上说，首都河内离边境太近，如果有失将极为打击越南的国际形象和越军的战斗士气，代价太大。从军力上说，越南陆军虽然有100多万，架子很大，但其中精锐的作战部队不过2、30万，而且其中大部分陷入柬埔寨战场，能用在越北地区的不过10万余人。既要保卫首都，还要保卫比较重要的城市和经济基地，实在是捉襟见肘。对越南有利的方面也有，越北地区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岩洞众多、公路稀少，大兵团难于展开，利于防守，不利进攻。因此，为保卫重要城市和经济基地，黎笋等人主张不能搞诱敌深入，而必须进行“一线坚守”，“不能让敌人深入我国土，要保卫每一寸国土”，要在边境就将中国军队挡住。
只要“一线坚守”住了，就能为“全国转入战时状态争取时间”。越军高层认为，中国军队人数虽然比越军多，但武器差，战斗力不强。越南可以“发挥综合力量，进行全民战争”。越军主力316师的创始人、总政治局主任朱辉珉就主张，要“从第一线打败敌人的战略决策出发来策划生活和防御、经济、国防、思想和组织”。这是一种总体战的构想，堪称“全民皆兵”，可见越军高层也是深受毛泽东人民战争军事思想的真传。地方部队和民兵齐上阵，在边境一线挡住了中国军队，争取了时间，下面就要越军的机动主力来进攻了。在积极防御的同时，越军高层强调要“主动进攻，积极消灭敌人”。集中主力机动作战师，迅速转入反攻，收复失地，将中国军队赶出越南国土，进而将战火延伸到中国境内，占据有利地区，建立新的防线。此即为“一线取胜”。
那么为什么要“独立作战”呢？首先就是边境线太长，进攻间隙大而防卫密度小，防线侧翼暴露，守军容易被分割包围，坚守各处必须都要具有独立作战的能力；其次是越军在一线能展开的作战部队不到10个师，其他的只好用地方部队和民军填上去，而山岳丛林地区交通不便，部队难于机动，在兵力使用上宜采用小群分散的形式，要能各自为战；三是纵深空虚，能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也不多，部队进退腾挪间要能应付各种复杂情况。因此，越军高层强调各个战斗单位要“独立作战”，坚决拖住中国军队，从各个方面沉重打击中国军队。越军还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为了打败北京，要做到每个人是一个战士，每个乡是一个阵地，每个县是一个堡垒，每个省市是一个战略地域。”
最后是“以少胜多”。黎笋等人认为，越军的总兵力比中国军队少，但单兵战斗力强于中国军队，游击战术高超，只要发挥越军的长处，高效地利用攻守形势，就能战胜中国军队。越军高层就多次反复向部队强调，要“善于以小胜大，以质量胜数量，善于以少数打多数，同时又合理地集中力量以多打少，以最少的力量和战争手段夺取最大的胜利”。在战术上，采取以游击战为主，辅之以阵地战和反击战，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和作战任务，灵活运用各种作战形式，最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赢得战争的全面胜利。
总的来说，一旦爆发战争，在从国境线至纵深ffice:smarttags\" />
越军高层还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方向做了估计。越南和中国接壤的自西到东主要有莱州省、黄连山省、河宣省、高平省、谅山省、广宁省等地区。其中莱州省、黄连山省、河宣省与中国云南接壤，地形山高林密，交通不便，铁路公路都较少，离越南腹心地区也较远。莱州省北邻中国，背靠老挝，著名的奠边府也在其境内，是越南控制老挝方向的必经之路，不过对面中国云南方向也是交通极为不便，大部队转运展开较为困难。河宣省北部的河江地区地理条件极为恶劣，大部队难于展开机动，越军在此布置的防卫兵力也不多。值得提一句的是，79年这里没怎么开战，80年代可就打得热闹了。单听几个地名大家就耳熟能详了，老山、者阴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罗家坪大山，整个1980年代的的对越拔点作战和坚守防御作战几乎都是围绕这片地区展开的。比较有战略价值的目标集中在黄连山省。省会老街市位于云南省河口县对面，有铁路和红河水运可通河内，是越西北的重要过境口岸和交通枢纽。红河纵深的重要城市柑塘，有盛产磷肥的矿区，是越西北的经济要地。这两处都可能是中国军队的进攻方向。
高平省、谅山省、广宁省与中国广西接壤，北部山峦叠嶂，越向南地势越为低平，紧邻富饶的红河三角洲平原，集中了越南北部的重要城市、海港和工业基地。其中高平省位于越北当面地区，一线的朔江、茶灵都是扼守边境的要点，省会高平市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也是首都河内的北方门户。谅山省则紧邻中国广西的友谊关和凭祥，省会谅山市是重要的过境口岸，铁路和公路都很发达，是河内的东北大门。更重要的是，过了谅山向河内就到了越北平原地区，无险可守，谅山的位置实在重要。高平和谅山构成了环卫河内与第一军区所在地太原的屏护圈，集中了越北地区越军的主要作战部队。广宁省则靠近北部湾，地理位置重要，越军在这里的部队也不少，但设有苏军的基地，政治敏感，中国军队不会大动这里。另外，越南控制的老挝北部地区紧邻越西北，越军防守较为薄弱，中国军队有进行越境穿插的可能。
综合分析，越军高层判断，中国军队的主要进攻方向是高平、谅山、朔江、茶灵，次要方向是老街、柑塘和老挝北部地区。主要攻击战法是坦克部队沿公路进行强攻，同时以步兵从侧翼进行穿插迂回。从后来的实战看，越军预测的果然不错，确实是把中国军队的战法摸透了。越军很多中基层军官都在中国受过训，多年的游击战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练得炉火纯青，当年流传很广的“徒弟打师傅”论，确实有几分道理。
［此帖子已被 湖南骡子 在 2011-5-18 5:45:20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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