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王尚荣中将

沈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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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荣，1955年授衔的解放军中将，曾被贺龙、刘伯承视为“很有发展前途”、“国家未来军事全局指挥人才”。这些赞扬是否过誉且不论，王尚荣一生曾多次在最高统帅部参与重大的军事指挥行动，作战类型涵盖三军联合登陆作战、海峡炮战、高原作战、热带山岳丛林战等，这在解放军众多开国将领中也是不多见的。

王尚荣，1915年5月28日出生在湖北省石首县调关镇。其父是学徒出身，后来开了一家小鱼行，家境算是稍得温饱。王尚荣6岁时免费上了由远亲主持的私塾，后来又进了国民小学。因为家境日蹙，他不得不中途辍学，也和父亲一样走上了学徒帮工之途。

王尚荣参加革命也较早，15岁就担任了石首县调弦区团委青工部部长。16岁时，王尚荣参加了湘鄂西苏区的红3军第9师，进入25团1营当了战士。红9师的师长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火龙将军”段德昌。王尚荣以后又升任25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8师22团团部文书。在湘鄂西苏区连续发起的大肃反中，王尚荣也被怀疑，受到了严刑逼供，还差一点被拉去枪毙。后来因为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反革命行为，经办人发了点善心，就给了2个苞谷撵他离开红军。王尚荣在野外转悠了一天一夜，实在不想离开部队，又跑了回去，哭诉求告，终于感动了领导，将他留了下来。

王尚荣作战勇敢，为人机敏，善于应变，因而被先后提拔担任了红3军司令部参谋、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团参谋长等职。贺龙率领的红3军后来撤出湘鄂西，转战到黔东，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与肖克、任弼时率领的红6军团会合，王尚荣升任红5师师长。在长征路上成立了红二方面军，王尚荣的红5师又调归罗炳辉的红32军，改番号为96师。过草地的时候，王尚荣率领96师担负后卫任务。要知道，过草地时担任后卫是最惨的。倒不是说打仗苦，而是没吃的，因为有收容任务，负担还更重。徒步穿行茫茫500里大草地，每个士兵发的5、6斤粮食根本不够，而沿路的能吃的各种野菜、野草也都被前边过去的部队摘食了，后卫部队就只能凭着精神和体力硬挺饥饿冻馁，更不要说红二方面军还是最后过的草地。前边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大约7、8天就走出了草地，红二方面军筹集的粮食更少，普遍体力衰弱，10多天才走出草地。红二方面军过草地前16000多人的部队，走出草地后剩下12000余人。王尚荣的96师原来有1800余人，最后只剩下400人，其他人都已永远长眠在草地中了。

到达陕北后，王尚荣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队学习，同班同学有余秋里、张震等人。及至抗日战争爆发，王尚荣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团长。这715团前身是红2军团的红4师，卢冬生当过师长，历经日后多次改编，现在已是南京军区第1集团军两栖机械化步兵第1师第2团，红军团。

王尚荣率领715团东渡黄河，参与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转战冀中和参加百团大战。他身先士卒，指挥果敢，军事才能日益突出。王尚荣身材高大，长相英俊，威风凛凛，在根据地颇有口碑。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看不过去了，老王这么帅，还打光棍可不行。于是，他亲自做媒，由贺龙、关向应主婚，24岁的王尚荣娶到了东北美女黄克。这段婚姻是幸福的。日后多年，无论是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是在文革噩运中，二人都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解放战争初期，时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1旅旅长的王尚荣率部参加了卓资山战斗、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后来独立第1旅调归西北野战军，王尚荣又跟着彭德怀转战西北，历经西北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1949年9月，王尚荣已任一野第1军副军长，率部从临夏、永靖乘皮筏强渡黄河，率先进入省会西宁。为支援二野解放西藏的战略行动，已兼任青海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王向荣参与领导了青藏公路的修建。1954年，全长1937公里的青藏公路终于通车，成为当时中国内地沟连西藏的重要大动脉。

南京军事学院成立的时候，刘伯承院长点名叫尚在青海的王尚荣过来学习。到校后，王尚荣被编入了高级速成系。因为当时学院草创，教员缺乏，王尚荣一面是学员，一面还当了高级速成系的副主任。当时的系主任，就是二野5兵团司令员杨勇。在学院学习任教期间，王尚荣协助院里完成了战例教材的编写任务，拓宽了在现代军事科学领域和诸兵种协同作战上的眼界。

1951年国庆阅兵，王尚荣与海军参谋长周希汉、空军参谋长王秉璋一起，分别代表海、陆、空三军，高擎三面军旗，走在受阅部队方阵的最前面。

1952年5月，王尚荣以优异的成绩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当时周恩来让刘伯承推荐几个优秀学员到总参工作，刘伯承当即推荐了王尚荣。不久，王尚荣就被调任为总作战部副部长。

1953年5月，为培训高级军事干部，王尚荣被任命为志愿军46军副军长参加了入朝轮战。时值夏季反击作战阶段，为配合金城地区的大规模反击战役，王尚荣参与指挥46军136师先后三次进攻位于开城东侧、临津江北岸的马踏里东山。整个战斗中，136师攻占并巩固了东山主峰及周围的大部分阵地，以伤亡750余人的代价毙、伤、俘美陆战1师1660余人，击毁击伤敌坦克7辆，打出了一个国际战例。

回国后，王尚荣被任命为总参作战部代部长。1955年1月18日，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统一指挥发起了一江山岛战役，这也是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王尚荣坐镇总参作战部，协助总参谋长粟裕日夜忙碌，不仅要协调战役的组织和指挥，及时将前线的战事进展和变化向军委、总参领导汇报，还要根据进展和变化，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将军委和总参的指示传达给前线指挥部。经过3天战斗，一江山岛战役胜利结束。不久，大陈岛、舟山列岛、披山岛、南麂山列岛等相继被解放军攻克，浙江沿海国民党军全部撤逃去了台湾。

1955年9月，王尚荣被授予中将军衔。

进入1958年，东南沿海局势日益紧张。为应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勾结及骚扰，毛泽东决定在金门、马祖一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王尚荣这时已正式担任总参作战部部长，向总参谋长粟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蒋军不会轻易放弃金门、马祖，因为撤离后，再想重新夺取将非常困难。所以单靠打一阵炮，是吓不走蒋军的。我军如果压迫得不很厉害，行动不积极，蒋军自动撤退的可能性极小。美蒋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蒋军坚守金、马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我军决意攻取金、马，最少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要马上着手研究渡海、登陆、攻坚战术问题。既然决定在金、马作战，就必须显示出力量。显示炮兵的威力射击时间不要很长，几分钟就够了。开始普遍开花，然后集中射击，再零星射击，集中摧毁小金门。在作战中要全力满足弹药、油料的消耗，但也要向指战员交代清自己的家底。

围绕金门、马祖地区的重大军事行动，是渡海登陆，还是空军轰炸，或仅限于炮击，最初也是不明确的。直到8月20日，毛泽东才在北戴河会议上下了决心：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突然猛烈打击（不打马祖），把它封锁起来。

8月23日17时30分，福建前线解放军多个炮兵群的400余门火炮突然齐轰金门，2小时即落弹4万余发，就此拉开了绵延21年的两岸炮战序幕。

从1958年末起，西藏及青海、四川藏区持续发生小规模武装叛乱。王尚荣根据作战涉及民族问题的特点，指示部队要严格遵循中央“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在指令空军执行轰炸任务时，多次强调投弹尽量投在叛军阵地的边缘、无人的地方，主要起威慑作用。他还经常在战前反复嘱咐作战部队：要尽量使用轻武器，少用重炮，不得毁坏寺庙。1959年3月，西藏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中央做出了坚决平叛的决定后，王尚荣即通过保密电话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第一政委张经武下达作战命令。驻藏部队在形势被动的局面下，迅速出击，以快打慢，险中求胜，一举平息了拉萨地区的武装叛乱。

1960年底，中国和缅甸达成边界协定后，为保证双方联合勘界顺利进行，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中缅发起了联合勘界警卫作战，力求彻底打击盘踞在缅甸境内金三角一带的国民党残军。王尚荣亲自执笔，以总参作战部的名义，拟写了《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的报告》。山岳丛林作战，而且是出境与邻国军队协同作战，这种作战形式解放军以前还未经历过。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特别给予了指示：“断退路，包围住，先围而后歼。”昆明军区出动了13军39师117团、14军40师118团和思茅军分区部队，于1960年11月22日和1961年1月25日先后两次入缅作战，共计歼敌741人，捣毁了国民党残军经营多年的巢穴，保障了勘界工作的顺利进行。异国作战，情况特殊，王尚荣战前还打电话特别强调了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议的范围实施；力求不伤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蒋残军的可以打。

这次勘界警卫作战，因为参战部队山岳丛林战经验不足，未能达成预定的歼敌目标，在组织指挥、部队编成、战斗作风等方面都有不少教训，伤亡也大了一些。此后，昆明军区就组织了丛林大练兵，为后来执行援越抗美、援老抗美任务及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下了基础。

1962年，中国还陷于大跃进失败后的国民经济困难之中，台湾国民党当局开始叫嚷要“反攻大陆”，北面又与苏联关系恶化，4、5月间发生了新疆6万多中国边民逃往苏联的“伊、塔事件”，真是四面楚歌。当时中央军委组织了战略研究小组研究战备问题，王尚荣担任了战略研究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经研究，王尚荣与小组人员共同认为：蒋介石一定会乘我经济困难之危，来搞我们，他认定此刻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东南沿海出现战事的可能性概率是最高的。因此，王尚荣对总参作战部工作的布置也是依照这一思路进行，主要抓东南沿海问题，加强战备是目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其他工作能摆脱先摆脱。在总参的会议上，王尚荣提议：作战部现在就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在近期拟订东南沿海地区作战的预备方案，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把制高点控制起来；如何坚守岛屿；加强情报工作；通报防空问题。5个战备值班师要在6月20日前到达前线，到达后立即进行训练，岛屿部队要加紧抗登陆演习。

不料，东南沿海没有打起来，西南边境却烽烟顿起。中印边界形势紧张起来，印军执行“前进政策”，步步紧逼，不断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王尚荣多次打电话给西藏、新疆地区，严格要求他们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3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在边境挑衅滋事的入侵印军，要先予警告，劝其后退，当劝阻无效，方可依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放其离去。

10月17日起，印军在东、西两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战争迫在眉睫。18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发起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会议决定由总参和西藏军区共同拟订反击作战计划，时间为总参提出的10月20日。自卫反击战打响后，由军委副主席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统筹指挥，王尚荣昼夜坐镇总参，了解掌握瞬息万变的战况，以及时向军委和总参领导通报，提出建议，并根据军委和总参命令进行指挥协调。当时军委战略研究小组也对作战计划提出了建议。根据印军的前进部署，组长刘伯承批评其为“铜头、锡尾、背紧、腹松”的阵势，是企图阻止中国军队向达旺河以南反击，并伺机再度向中国境内纵深推进。应采取“打其头部、击其腹背、切其尾部”的灵活战术，实行大胆的战术穿插，将其分割歼灭。王尚荣非常赞同刘帅的建议，立即打电话将这一部署通知了前线指挥员。最后的战争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印军被歼8千，弃城失地，前线最高指挥官考尔中将也差点被俘。只可惜，战后中国采取了“退避三舍”的政策，放弃了夺回来的土地，以致留下了日后难以解开的一局“死”棋。

时间指向1966年时，王尚荣的劫数来了。文革大潮一起，泥沙俱下。8月25日，总参外事局群众因对局长潘振武有意见，转而又认为代总长杨成武、副总长王新亭包庇潘振武。作战部的群众随即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外事局的群众，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都签了名。后来王尚荣说自己是在那种“革命”气氛中，“糊糊涂涂”签名的。然而事情已经闹大了，周恩来就对杨成武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8月30日，叶剑英主持在三座门开会，代总长杨成武、总政主任肖华、副总长张爱萍、王尚荣等人都参加了，旨在澄清“8•25”事件。虽然王尚荣做了自我批评，叶剑英也澄清了王尚荣签字的动机，杨成武还在会上保了王尚荣，但事情已无可挽回。

林彪得知“8•25”事件后，不久就做出批示：这件事与不久前煽动空军颠覆吴法宪、海军反对李作鹏、王宏坤等同出一个根源。很快，林彪又发表讲话：“总参‘8•25’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王尚荣要一挖到底，要穷追不舍，要斗倒、斗臭，要罢官，宁愿提拔一个连长当部长，也不能要这些人。”林彪的意见也得到了军委其他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的首肯，王尚荣随即被撤职。

其时贺龙的地位已摇摇欲坠，作为贺龙的老部下，王尚荣是首当其冲了。叶剑英晚年向范硕、王文理回忆说，那时候他希望把王尚荣摘出来，因为有人觊觎王尚荣的位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王尚荣很快被逮捕，专案组人员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和廖汉生、许光达去贺龙家里说了什么？你要勇于和廖汉生、许光达划清界限。”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王尚荣成为了二方面军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将领。

王尚荣这一下子就被关进去了8年。专案组反复要他交待吹捧贺龙、攻击林彪的“犯罪事实”，让他揭发贺龙要搞“军事政变”，想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王尚荣坚守住了底线，没有违心地诬陷贺龙。专案组人员后来对王尚荣进行了武斗，多次毒打。王尚荣平素风度翩翩，罗瑞卿当年就曾说过王尚荣要是不参加革命也能在社会上找一份不错的工作。专案组人员由此下手：“你不是美男子吗？专打你的臭美作风。”结果王尚荣的头部和腰部都被打坏，一只睾丸被打的萎缩，另外一只则被打得水肿，落下了生理上的残疾，终身未愈。

没有制度的约束，人性之恶便是难以抑制。

直到林彪折戟沉沙以后，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贺龙的问题翻了案，王尚荣才被紧急解放出来。1974年7月31日，王尚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又一次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领导和老战友，王尚荣感慨万千。

1974年11月，王尚荣被任命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8月，又担任了中央军委委员。

中美重新走近后，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非常关注。总参成立了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王尚荣兼任组长。通过组织讨论分析，王尚荣等人得出了研究结论：从经济利益和战略部署看，美苏的争夺重点依然在欧洲。苏联的陆军师，67％部署在欧洲，亚洲只占33％；部署在中苏、中蒙边境线上的苏军不足其陆军师的四分之一；美国在海外的驻军为58万，欧洲就31万，而亚洲、太平洋和拉美广大地区才27万。

后来基辛格在同毛泽东会晤时，又强调苏联大兵压境对付中国，毛泽东则诙谐地说：“你这个美国朋友不大可靠，敦刻尔克你们跑掉了。苏联的主要力量是对付你美国的，不是对付我毛泽东的。你不要拿苏联这张牌来吓唬中国。这一点，你不跟我说，王尚荣会跟我说！”

1975年，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向国会提交了1976年《国防报告》后，王尚荣随即组织小组进行研究。通过分析，王尚荣认为：基辛格侧重在中苏之间玩弄权术，在“五大力量”之间搞均势平衡；而施莱辛格比较实际，主张增强美国自身力量，联合盟国，利用中苏分歧，会集三种力量，对抗苏联。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新华社发了一组周恩来生前的照片，这些照片均经邓颖超审阅过。其中有一幅“周恩来”身着军装、戴着军帽，左臂微弯，右手握笔在军用地图上画着什么的照片。王尚荣发现照片中的人怎么这么像自己，他认出这是自己1951年在南京军事学院拍的为军事博物馆收藏的照片。直到后来邓颖超听到有人议论照片上的人是王尚荣，特地打电话来核实，事情这才明了。邓颖超还向王尚荣致以了歉意。

1979年2月17日，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起了对越自卫还击战。身为副总长的王尚荣参与了整个作战决定的酝酿和作战计划的拟订过程，在高平地区实行大纵深穿插迂回、打歼灭战的作战意图，相当程度上出自于王尚荣的手笔。在自卫还击战打响的前一个星期，王尚荣就带领总参指挥班子进入了指挥中心。王尚荣每天严密地关注着前方的动静，几乎很少睡觉。因为初期的作战不太理想，华国锋、徐向前、聂荣臻天天到指挥中心来；叶剑英天天给指挥中心打电话询问战况；邓小平则平均两天到指挥中心一次，他话不太多，但根据作战进展和情况的变化，对一些重要作战部署的变更甚至武器的使用都给予了明确的指示。在整个还击作战的20多天里，王尚荣日夜坚守，分析战况，研究对策，没有一天离开过指挥中心，直到部队扫荡越北，胜利撤军。

1979年3月16日，王尚荣代表总参在中越边境作战情况报告会上作了报告。

1979年11月，王尚荣成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因为多年的积劳成疾，加上身体在文革中遭受了严重破坏，对越作战后仅一年，王尚荣就突发急病，不得不离开了领导岗位，时年65岁，在中央领导人中算是年轻的。

1988年，王尚荣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晚年的岁月里，老伴黄克陪伴在已经瘫痪的王尚荣身边，精心照料。

2000年4月1日，王尚荣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