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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感到有点后悔了，因为再过几个月就是我的18岁生日......。
我有点不想当中国的罗勃特.卡勃了，不想参加荷赛，不想......，我想回家。
从凌晨出发到现在已经3个多小时，心里不停在地打问：离146还有多远？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雨还在下，五个身影在黑暗中泥泞里摸索着继续前进。
老沈，沈力，32岁，贵州人，当得知社里要派他到前线采访后，说服他带我上来只用了不到10分钟，但此前的工作我做得很扎实，包括写了十几页详尽论述了我自身优势的申请，以便使社里领导充分相信我——一个不足十八岁的摄影通讯员足以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采访任务。
1985年的5月下旬，战事胶着，双方都在换防期间，战线也不稳定。上面要派工作组前去了解情况，要求社里安排随行采访。拿到采访证后我就去向老沈的第一报道组报到（后来得知，只有我一个人主动请缨，其他人都有这样或那样重要的手头事情放不下）,这个第一报道组其实只有我们两个人。因为没有在一个部门，以前对老沈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只知道他兄妹七人，父母是支援三线建设的南下干部，他有一个女儿，和他一样讲一口的南方普通话。老沈交给我的任务是让未来的罗勃特.卡勃给他背器材。
雨渐渐稀疏，天色也开始泛青，我、老沈以及被派来护送我们的三个战士一行五人或走或爬仍然在前往此行的目的地——146高地下面的负1侧翼的路上艰难地行进着。
早在炮观镜里我看好了这个略微突出的点，从这里居高临下是从侧翼拍摄某高地的一个绝佳的位置。并且这里完全处在我方控制下，相对比较安全。昨天，在痛斥老沈为胆小鬼后，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你不去就别去，我自己一个人也要去！老沈无奈，只得同意了我的计划。
此刻，我的身上除了一个不大的雨衣包裹的器材包、一只上了膛的54式手枪（原是配给老沈的，他不愿带嫌带着操心）以及湿滑的泥水外，还多了一只同样子弹上膛的56折叠冲锋枪，那是我专门要来用于在驻地防身的。
凌晨出发时我用力地打量了一番派来护送我们的三个战士，以便记住他们的长相和身材，我怕把我丢了。我死盯着走在我前面那个战士的后衣领，他的蓝色内衣衣领的一段小白边漏在了军装外面，在黑暗中距离不远的话我可以准确地识别他。一路上，和我一样年轻的身影一直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让我多少感到了一丝安全感。
越往前走越紧张，偶尔两个战士停下来耳语着什么。刚出发时还相互了解几句，但现在除了粗重的呼吸和自己的心跳声之外，就是穿过植被的脚步声。前面传过话来，爬过前面的小山坡就要到了，由于没有路几个人的队型开始分散。我张大嘴巴喘着,手里紧握着冲锋枪。已经是前沿了，敌人的阵地距离这里据说不超过100米。此时的天色也已经朦胧地可以看清楚人影了。 从没想过把自己真的投入到战场去，但是当想到，这个机会有可能成为自己事业上的第一块基石的时候，我又觉得值得一搏。从基层被借到社里工作时间并不长，正在努力地站住脚。虽然关系处得不错，但总要有点拿得出手的东西才行。说归说，真的到了前线，听到的见到的使我开始害怕了。现在，走在这段路上，再想后悔也已经晚了。
......正当我闪念间胡思乱想时，突然，听到前面传来“哎呀”一声，跟着身边传来一个点射的枪声。我一愣神，眼前右侧10多米的坡上闪出点点火光。随着枪声，子弹夹带着尖刺的风声象飞蝗一样从身边掠过。有一个短促声音的轻吼“卧倒”，跟着声音一个身影瞬间跃向我的前方，同时我也一个激灵，不由自主地惊叫了一声：敌人! 并且在抬起枪口的同时扣下了扳机。 那个跃到我前面的战士瞬间便被敌人击中，他的钢盔飞了起来，距离太近，一股血雾几乎喷到我的脸上，冲了一鼻子的腥气。我的枪此时也在射击，枪口在震颤中向上跳跃着。然而令我震惊的事情瞬间发生：我分明地看到至少两枪也几乎同时击中了他的背部，他的身体在空中振颤几下扑倒在地。 我也好象被什么人从脚下踢倒，握着枪的身体向前载下去，脑袋重重地磕在石头上，钢盔甩到一旁，牙齿磕在手里的枪上马上满嘴的血腥味。就这一下子被摔得脑子翁翁直响。
我们被伏击了！
紧接着枪声响成了一片,很奇怪怎么忽然冒出来那么多枪在射击，也分不清是谁在射击。
我被巨大的恐惧笼罩着，身体在不由自主地颤抖。抬眼看到前面不到两米趴着一个人，赶紧匍匐了几下爬到那个人的身后，让自己的身体尽量的低，双手还在不停地徒劳地扒着地上的碎石，仿佛要钻到地下去。有子弹射中了我前面的人，子弹击入身体瞬间的“噗”声就在耳边。低头看钢盔就在脚下不远，于是用脚尖勾了上来重新扣在头上。我就这么趴着，不知所措。周围的一切仿佛停顿了，如果这一切都停顿下来该多好，记不起来停顿了多久。 枪声、人们的撕喊、残叫声仿佛是在另一个空间。 “小王！”象是老沈在喊我，一下子我又回过神来。 此时天色已明亮起来，从最初的惊恐中我开始冷静下来并试着判断自己周围的状况，张目四望，没有看到老沈，我的位置还不错，正好处在一个低洼的边缘，于是我往下（往回）退了退身子。缩在低洼处。这才发现左侧不远护送我们的姓郑的河南兵，正躲在一个不大的石坡后面举枪还击。不断有子弹打在我们周围。我们被压在了这个山坡上，进退不得。我喊“小郑、小郑，过来！”想让他到我这里躲躲，他看了我一眼，喊道：别动。同时开始向我这边滚爬，然而还没等他到我所在的低洼处，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忽然滚向了山坡下面，转眼没了踪影。
我又开始慌乱起来，身边没有人了，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往哪里去？自己人在哪里？待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往前？还是往后。往后，我不认路。往前，我也不认路。脑子拼命地想着，嘴里也好象在嘟囔着什么。我发现我这个洼地不会被敌人直接击中，从我身后隔了一道沟的山上飞来成串拖着死亡荧火的高机弹，打在我右侧的目标上，压制着那里的火力。可以肯定那是我方的高机阵地，否则我早被打碎了。于是瞬间做出了判断，我的左侧也就是我们原来的前进方向是我们的阵地。
一股力量冲了上来，我抬右腿打算单腿跪起，可小腿好象没有了支撑，身体失去重心又重重的磕在的地上，低头一看，两个裤管透着血迹。看见血疼痛也就跟着袭来，头发也炸了起来，恐惧被伤痛赶得无影无踪。来不及查看自己的伤势，只是用力蹬了几下双腿，还行，没有断，我意识到，只能往前，因为146就在眼前。这时透过雾气发现我左侧的山坡有我们的人在冲击。
就在这时，眼前敌人的枪声一停顿，机会来了！我返身拣起掉在地上的冲锋枪，探出枪口照着右侧敌人的方向扫射，跟着“呀—”地大叫着一跃而起。越过面前那个给我提供了保护的身体的瞬间，我看到那人衣领后的一道醒目的白边......，我压低枪口对着敌人的大致方向一边不停射击，一面弓身奔跑。刚跑出十几步，突然脚下一软，身体又栽了出去......。
在我的记忆中事情是连贯的：我栽下石缝里，后背摔得生疼，有人上来抓住我的脚脖子往下拖。 事实是我感到有人拖拽已经是两三分钟后的事情。
我觉得后背很疼，并且有人在抓着我的脚脖子拖我。第一个念头，哎呀，被俘啦？我挣扎着试图踢动双腿，同时右手去身后掏掖在腰间的手枪。枪在！抬手要向脚的方向开枪，同时用力勾头看过去，我的动作惊动了拖我的两个人回头看我。其中一个家伙那张赃脸上方刺眼的帽徽让我的身子彻底瘫软了下来——天呐！自己人！
最初他们都以为我死了，出来抢尸，于是我被先拖后背再抬着脱离了战场。
他们告诉我，我们5人雨夜中走错了路，由于双方阵地交错，遇袭的阵地夜里刚被敌人占了去，凌晨我们正好摸到了敌人的眼皮底下。
他们告诉我，由于双方哨位的距离只有三十来米，当我们从山坡西北面一转过来，就被两边同时盯上了。当敌人开枪后，我方随即对敌火力点进行压制射击，接着引发了其他几个阵地的激战。
他们告诉我，我奔跑中的胡乱射击楞是把刚爬上表面阵地打算抓俘或抢尸的敌人打了下去（抢我们几个的尸？）。
他们告诉我，我们被压制在山坡上的时候，在我身后对面的山坡上，我方的一门82无火炮一直死死地盯在我的身上，防止......。
他们还告诉我，沈力死了。
躺在病床上，不断有人找我或看望或了解情况，上面来的人出现伤亡，这可了不得了。
虽然自己认为没有受伤，或者说不算是受伤，可还是被要求住院治疗，右腿膝盖摔得鲜血淋漓，左腿中弹，可幸的是中了颗流弹。只有一大半嵌到了肉里。医生用镊子直接钳了出来，然后清创上药，然后输液就没事了。还有就是尚未习惯的钢盔几次碰撞带来轻微的脑震荡和一些淤伤。
薛宝生、 尹晓峰、郑文革 ，他们的完整名字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郑文革重伤左面部中弹斜向右肩侧出，没办法吃饭，要插管。 在最前面的尹晓峰胸部中两弹当场阵亡。 薛宝生身中7弹，致命伤两处，一是面部中弹脑后穿出，一是背部一弹命中心脏，当场阵亡。 沈力的尸体是在山坡下找到，有一处贯穿枪伤右臂进左胸出，颅骨破裂，判断是中弹倒地滚下山坡摔的。
我则一直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听说在第一天查验薛宝生遗体时，曾有一个参谋嘟囔了一句：后背有两枪咋回事。因为薛宝生由于是扑倒在地上，所以除面部一处外，其他伤处都在身后。即使这样，那两枪由于弹道平直也很显眼了。
在和他们几个见了最后一面后，回来我就不停的哭，除了悲伤外，更多的是因为懊恼、后悔还有惭愧。别人越是安慰我就越是哭。政治部来人拿走了老沈的遗物并转来社里的指示，要我原地待命，不准擅自行动，并且马上派人来。我要求把我们器材仍留在手边，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要继续工作，继续战斗。他们后来又说了些什么我都忘了，只记得一句：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说。我弄不清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是丢失阵地隐瞒不报导致我们遇袭这件事情不该说？还是别的什么事情。
顾不上想太多，我的脑子一直混混沌沌的，薛宝生中弹瞬间的身影一直在眼前晃动，挥之不去。——他是面部先中弹还是背部先中弹？难道是我那两枪......？我把所有的细节反复回想了几百遍，最后我确信：他是面部先中弹，因为他的钢盔飞起来之后我才看到被我击中的颤动。我不停地对自己默默地说，不是我打死的！不是我打死的！可尽管这样，也还是总觉得有人在用异样的眼光审视着我，如芒在背。五个人，三死两伤，太窝囊了！也想刚到前线的那几天的骄纵态度，现在令我感到羞愧。然而更加令人懊恼的是：一个舍身掩护他人的战士被他掩护的人从背后打了两枪。
接下来的几天战场气氛格外紧张，双方在几百平米的光秃秃的阵地上反复争夺，都打红了眼，伤亡在不断增加。为了再次到前沿去，我对师指的参谋耍起了态度还骂了娘，并且最终达到目的，身旁仍然有个保护并配合工作的战士。
我开始失眠。薛宝生颤动的身影时不时会在眼前晃动。
左腿的伤也开始感染发炎，由于怕影响到我的行动自由，就没有对任何人吭声。我开始少言寡语，不再想什么卡勃、什么荷赛，只是不停地走动在各个单位间用相机记录着真实的战场。记录着英勇而残酷的牺牲。记录着我至尽都想不明白的作战意图。四天后左小腿已经肿胀得和大腿一样粗，脸由于高烧也变得滚烫。这时接替我工作的人们也已经到达，在交出了所有的用鲜血换来的原始影象材料并被重申保密条例的当晚，一直强撑着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终于又栽倒了。
由于伤口溃烂严重，这一倒就是9个月......。
1993年，秋天，
怀揣着五万块钱的我出现在了胶东半岛牟平县的薛宝生的家门前。
薛宝生是家中独子，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在老人诧异的目光中我走进了这个显得破败的家。两个老人一直靠已经出嫁的姐妹三人接济生活，虽不致戚苦却也窘迫。住在他家的4天里办了三件事：在老人泪眼下磕了三个头，告诉他们今生今世有个在外乡的儿子会为他们养老送终；通过活动一些关系把薛宝生的妹夫安排在牟平锁厂工作，有个稳定收入以便更好地照顾二老；留下了剩余的四万多块钱。
从牟平回来，我的心安静了许多，也轻松了许多。
1995年，又是一个五月底，
北京，平安里的一个酒店里。分别多年的战友凑到了一起，巧的是，当年曾查验烈士遗体的那个小参谋，现在成了驻京某部的上校副团长。推杯换盏酒意正酣时，他忽然冒出一句：
“哎，你说实话，那两枪是不是你打的？”
我一怔：“什么两枪？”
“就是那个山东兵后背挨的那两枪呗！”
当啷一声，我手里的酒杯被惊得落了地，紧接着抓起桌上的半瓶茅台酒狠狠地砸在的他的脑袋上。......。
1998年，三月和四月，
薛宝生的父母相继病逝。
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在今天公开的英烈谱上仍然鲜见在那场残酷的阵地争夺战中阵亡官兵的名字，但他们英名不会被永远地埋没。
我知道，英魂不死。我知道，那个振颤的身影终究会覆盖我的一生。 有一天我见到了薛宝生，我该怎么说呢？
我说：“兄弟，那两枪不是我打的，你不是被我打死的”
我说：“兄弟，那两枪是我打的，但你不是被我打死的”
可能我还要说：“你还我两枪吧，我也不是被你打死的”
也许，他会对我说：“兄弟，我是死在敌人的枪下的”
也许，他会对我说：“兄弟，我就是被你那两枪打死的”
不管怎么说，我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看来，要真的等见了面再考虑怎么解释比较好。 建军80周年之际
谨以此文献给曾经同生共死的兄弟们，献给所有为国捐躯的同龄人。
2007年7月 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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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26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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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看过以后不觉流下了眼泪，是感动还是震憾？我没有经历过战场，但从这篇文章里已经读出了血腥与残酷。
发表于 2007-7-30 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