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年龄不到17岁烈士的生前影像

青春飞扬

战友永远十七岁

―――追忆济宁籍一等战斗功臣顾克路烈士

本报特约撰稿人 孙兆群

　　

　　

　　20年前，我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一九九师第五九六团双大功七连当一排长。这是一支战争年代屡建战功、开国大典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朱德等开国元勋检阅的英雄部队。顾克路烈士就是我训练的第一批新兵。

　　同他一见面就给我留下了深深印象：园园的娃娃脸上长着一双很有精神的大眼睛、双眼皮；一开口说话，两个个性很强的漂亮小虎牙不时地挤到唇边探头探脑；微微一笑时，娃娃脸上的两侧就显现出两个对称的漂亮的小酒窝。通过交谈，我知道他是济宁邹县的北宿镇小北村人，初中刚毕业，今年18岁了，但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已告诉我，他其实不满18岁，后来知道他竟然刚满16岁。他会木工活，家里房子的门窗就是自己的作品；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在朝鲜战场上拼杀了3年，负过伤也立过功，现在小北村面粉厂做修理工；他会武术，当时部队刚编发的军体拳，也能打得下来……我入伍之前也是个爱玩拳的人，知音相遇自然十分高兴。我悄悄告诉他：“这里你不熟，我走到什么地方你就跟到什么地方，别走丢了。”他就这样“小尾巴”似的跟我进了营房，也跟我走上老山前线。

　　1985年5月15日，我作为部队的先遣人员，带领部分班长利用早晨的大雾潜入了位于老山主峰最前沿的防御阵地1073高地。5月21日早晨5时左右，后续部队从老山主峰出发向1073高地阵地进入，顾克路跟随在一班长陆永仁的后面，当前进到又窄又难走的通路时，陆永仁一不小心踏响了一棵七二式防步兵压发地雷，牺牲在向后方输送的路上。陆永仁同志的牺牲，让我们这些第一次参加战争的战友，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

　　5月24日敌军对我前沿阵地进行了试探性进攻后，次日下午即展开了大规模进攻。这一仗打了十多天，这就是著名的“5？31大战”。最难忘的是5月31日黎明时分，战斗最激烈最残酷的阶段。三排的防御阵地1153高地上，全排伤亡超过三分之一，排长陈鞠生同志牺牲，最危机时敌人打到了1153高地的最前沿，坚守任务非常吃紧，我在电台上用密语向连长建议“唯一的办法是派一个加强小组前去支援!”我话音刚落，顾克路就挺身而出，在隆隆的炮声中大喊“排长，我去!”我来不及多想就同意了，给他调了3名同志，并补充了弹药，配上一部电台，我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回答：“我请求加入党组织，就以我的实际行动来考验我是否具备了党员的标准和加入党组织的条件吧。”我答应立即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并一再叮嘱“一定要活着到达1153高地，只要活着上去就是胜利。”他们头上躲着炮弹脚下防着地雷，凭着练就的过硬技术，利用敌炮火打击的间隙，他们顺利地到达了1153高地，协助坚守的战友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稳定了我们的防御态势。根据他的战场表现，在战场这个特定的环境里，连队党支部利用电台这种特殊的通信工具，召开了支委会，决定吸收他为中共预备党员。顾克路成了连队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们虽然处于战斗的最前沿，但十多天的战斗咱们没有丢失一寸阵地、没有一人伤亡，上级首长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战场平静下来后的第二天，上级任命我担任副连长，结束了8个月的排长生涯。

　　1985年8月29日，我接到连队撤出战斗到后方休整的命令。军人特殊的敏感使我意识到将有更重的任务需要我们这个双大功连队去完成。果然，8月31日上级就传达了攻打968主峰及相连三个高地的命令。我被任命为突击队长，具体组织、指挥此次战斗。

　　顾克路听到有新的战斗任务，就粘上我：“我是您带的兵，您对我是了解的，我是党员，我不会给您丢脸，我当突击队员一定能完成任务……”几个月的防御战斗，连队已牺牲了5名战友，我深知战争的残酷性，当突击队员就是准备牺牲，他毕竟年龄太小。我的“顾虑”不好讲，只能坚持一条―――突击队不要你。接下来的几天他就开始了对我“死磨硬缠”，今天给我写份决心书，明天给我写份请战书，后天用刺刀挑开手指写血书，最后，跟我摊牌并质问：“副连长，我从当兵就跟着您，您还对我不了解吗？我知道当突击队员要牺牲，但为了祖国的安宁、也为了连队的荣誉，就是一个牺牲的机会您也得给我!我是党员，我应该当突击队员!”我望着他激动的样子和那双泪汪汪的大眼睛还能说什么呢。二十年前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祖国的挑选面前你义无反顾，为了祖国和连队的荣誉勇往直前。可二十年后，拉关系走后门的哪一个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呢？！

　　1985年12月2日早晨，作战时间7时30分战斗打响，我军炮火铺地毯似的在越军阵地上间歇性的轰炸了1小时40分钟，9时10分我下令第一梯队发起冲击，敌在被我炮火炸的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之际我们顺利拿下第一个高地，第二梯队也乘胜夺下第二个高地，当向主峰968高地发起冲击的时候，敌伪装极为严密的一个倒打火力点开枪了，把正好冲到跟前的他的右腿打了四个窟窿，他从身上解下一条止血带(每人带4至6条)在伤口的上端勒住止血，又解下携带的两条爆破筒接续起来，爬到火力点的跟前，拉着了引信，但他并没有立即将爆破筒送入敌火力点，而是压到了身子下面，伸出指头数了1、2、3、4，四个数之后(68式爆破筒引信的延期时间是5-5.8秒，数4个数大概时间四秒种，假如一拉火，就将爆破筒送入敌火力点，那么敌人就有将爆破筒给扔出来的时间)，就立即将爆破筒塞进了敌火力点，随着一声闷响，火力点被炸上了天。后来我们清理这个火力点情况的时候，发现能辨认出人形来的有两具敌人的尸体，就是说这个年青战士在四处负伤的情况下还炸掉了一个火力点，炸死了两个敌人，而他最大的贡献是解除了来自我冲击分队的侧后危险。这时，敌人的炮火也反应过来，对我实施火力报复，很不幸的是一发炮弹打在了他的身边，把他炸起了好高、好高，他的左腿比身体飞得还要高，左腿拖着长长的绑腿带像风筝一样在空中飘着……他昏迷了，是炮弹的爆炸声把他震醒，他抽出一条止血带在断腿的上端勒住。这时在他的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向后爬回来，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就有我们的救护队员，这是一条生还的希望之路；一条是一往无前打到敌人的最后一个高地。克路毅然选择了后者。他的左腿炸掉了，右腿被打了四个窟窿，已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冲击了，他将冲锋枪放到两个手里面托着，利用肘部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向前爬。由于姿势太低视线不好，爬偏了方向，出乎意外地爬到了968高地左前方的一个敌屯兵洞前，这些倒霉家伙的注意力完全被我冲击分队吸引着，万万没有想到有一个小战士已经来到了他们鼻子底下。他把冲锋枪交到左手代替左腿将身体撑起来，右手从挎包里掏出了两个82-1式手雷，用牙咬着拉火后投向了洞中，他在倒下瞬间顺势把冲锋枪指向了洞口，扣响了扳机，打出了一个长长的、长长的点射。就这样卧在用自己鲜血染红的土地，带着对敌人的仇恨、对党和国家无限的忠诚，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副班长郑志学向我报告这一悲痛的消息时，我绝不愿相信这是事实。这时我也多处负伤，只有右臂还能活动，我叫救护队员将克路抬到我身边，当我看到他的遗容时，我眼前一片漆黑，感觉到头皮发炸，他头上身上都流着血，左大腿像飓风拧断的树茬子一样批批拉拉的，骨头呲在外面，肉让炮弹炸得黑糊糊得紧贴在骨头上，筋腱在外面支楞着……嘴里面流着血，由于他爬的姿势低，嘴里灌进了很多土，与血粘在一起成了血泥，把嘴撑得很大，他的副班长跪在他的跟前，用手一点一点地将嘴里的血泥巴掏出来；他两手紧紧地抓着冲锋枪，右手食指紧压着板机，两个救护队员用了很大劲才把你的手掰开。悲痛把我激怒了，我怒吼着向报务员下达命令：把这个高地上的敌人，给我斩尽杀绝，一个不能跑掉！战友们怒喊着“为顾克路同志报仇”，向主峰发起冲击，仅用25分钟就打下了三个高地的表面阵地，并从截获的敌电报中得知我们共杀死了敌人87名。这一仗被首长们称之为：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实践了“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诺言，克路走了。他被追记一等功，革命烈士，县委、县政府(当时为邹县)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全县父老乡亲为有他这样的英雄而自豪，各级政府对他的父母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顾克路的父亲顾天金老人的高风亮节，为我们展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这位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在朝鲜战场上拼杀了3年，立过功，负过伤，复员后，一直在村里的面粉厂默默无闻地工作了近五十年。在县委、县政府(当时为邹县)为儿子举行的追悼大会上，这位可敬的父亲从微薄的抚恤金中拿出了200元钱(当时可是个大数字)，为顾克路交了最后一次党费。顾克路的大哥痛苦得精神近乎失常了，老人又将唯一健康的小儿子顾克安送到了部队。廿年来，老人从来没有以烈士的名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和条件。

　　面对这位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出了亲生儿子的老人，我时时感到心中不安：是他将克路健康地送到部队来，交给我带着出去打仗，而我却没有将他活着带回来。我在心灵的深处始终有一种歉疚感，我欠下了一笔沉重的感情债，一生一世也难以还清，但我愿用毕生的精力、用努力的工作和无私的奉献来偿还。（作者为驻济宁部队副师长）

孙兆群，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今年47岁的孙兆群从军29年，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到一位副师长，29年的军旅生涯最让他难以忘怀的还是1985年云南边境的硝烟和号角，在那一年，孙兆群所在的连失去了16位战士，从此他便成了16位烈士父母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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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chan

第三自然段：1984年5月15日，应该为1985年。

猎豹

向英雄学习，向烈士致敬！

迫击炮手

老山是我们二百多名烈士用鲜血换来的。

青春飞扬

李玉谦：寻访战争亲历者

2010-10-25 11:05:00　

高俊忠和勋章

　　李玉谦准备拍摄

马军祭奠战友

　　

　年轻的马军（左）和高俊忠（右）

　　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山东济宁

　　高俊忠的梦总停在17岁那一年。雨季的中越边境，一切都是湿漉漉的。高俊忠光着身子，连裤衩也不穿，踩着泥水挖战壕。一锹一锹下去，竟挖出个一身疙瘩的人来。这人抹抹身上的泥水，走到高俊忠面前，圆圆笑的脸，露出两颗小虎牙。是顾克路呀！高俊忠想，你怎么跑土里去了？幸好我把你挖出来了。

　　这个梦重复了无数遍。有时候挖出来吴明玉，有时候挖出来公衍进……那次死去的战友轮番从土里出来，和平常一样说话，一样开玩笑。“梦里感觉着，人死了还能活，从土里出来就行。”直到睁开眼，高俊忠不得不又一次告诉自己，他们已经真的死了，不能活了。

　　马军的梦停住的时间更精确：1985年12月2日上午9点10分。他握着火箭筒和战友一起伏在窄小的屯兵洞，外面炮火连天，一发炮弹皮落在屯兵洞口的湿泥里，发出让人心惊的滋滋声。无线电中一声令下：出击！

　　每次被梦抛回这个时刻，马军总会懵一下：怎么又回到阵地上了？不是结束了吗？然后他告诉自己：冷静想想，我原来走的哪条路，这次还要走哪条路，不要走错了，走错就回不来了。即使在梦里，马军也记得这场25分钟的“122”战斗的每一个细节。“我在左路，拿着火箭筒，603、604高地怎么打，968高地怎么打，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颜色，很清楚。”

　　马军走进一个猫耳洞，先看洞壁，厚度不够，落炮肯定会被打透。想出去时，已经可以听见头顶啾啾啾的引信响，这意味着炮弹就要在身边爆炸了。山摇地动时，马军扑在地上闭了眼睛，他想：完了。

　　睁开眼，他躺在山东济宁家里的床上，一身冷汗。

　　战地记者

　　2010年9月22日，中秋节。

　　淡淡的月光撒进屋子里，孙兆群又回忆起了25年前中越边境的中秋月亮：“很大很大，离我们很近，回来以后再没看到那样的好月亮。”

　　“任何人不准拉历史！”高俊忠红着眼睛举起酒杯：“我受不了啦，老领导。你再说，我哭。”

　　马军走过去拍拍高俊忠。半醉的高俊忠大声对孙兆群说：“我一辈子不喜欢小个子，但是我服你的气！25年啦，不会作假！”一会儿又转向李玉谦敬酒：“我俩在前线，睡过一个被窝。”

　　李玉谦举杯，一口闷下。饭桌旁，他的摄像机静静纪录。

　　25年前，成为 战地记者时，李玉谦23岁，那是中越战争第六年。

　　那时，彭丽媛以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走红大江南北，要去老山前线慰问演出。作为中央电视台驻济南军区记者站的记者，李玉谦被派去拍摄彭丽媛。

　　李玉谦很激动，终于要去前线了。14岁初中毕业，他就和家里闹着要参军，爸妈觉得年纪太小，不让去。1978年，16岁高中毕业，他虚报两岁，终于成功入伍。几年后，成了部队里的电视记者。

　　他不想只是拍拍演出。总政歌舞团离开前线时，李玉谦把拍好的录相带和写好的解说词塞给其他两位记者，托他们带回去。他要留在这里。日记里写着：“我被一种无以名状的感情折磨着，我在积蓄自身的力，我要歌颂威武的英雄”。

　　这一留就是3个月。李玉谦扛着摄像机，怀里揣着临行前专门带上的古代边塞诗集，走遍前线各部队。常常经过炮火封锁区，没有人知道炮弹会在什么时候落在哪里，恐惧无时不在。

　　战士们流行送的珍贵礼物是从自己身体里取出的沾血弹片。李玉谦收到几个，小心翼翼地收好。弹片的每个边缘都非常锋利，手轻轻一碰就划个口子。

　　跑了两个月后，1985年11月，李玉谦停在了济南军区某集团军199师596团“双大功七连”。

　　这支曾有辉煌战功的部队将要发起一次反击。战斗之后，这些最小年龄不满17岁、最大年龄24岁的战士肯定会有牺牲和伤残。李玉谦住进战士的帐篷，常找战士挤一个被窝。

　　镜头细细扫过，李玉谦想，我要拍下每一个战士，每一个。

　　裸体战争

　　李玉谦到来时，18岁的马军正好参军一年，来前线8个月。

　　从小跟爷爷练茶拳的马军报名参军时没想过会打仗。他想象中的当兵，只是背着枪执勤，神秘又神气。

　　本来应该3个月的新兵训练一个多月就结束了。轮战的命令下来，新兵被提前分到连队。马军没觉得害怕，甚至有点高兴，“要打仗了，就不必每天这样训练受罪。”可实际上，接到轮战命令后，训练强度更大了。

　　和所有男孩一样，马军从小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在银幕上，打仗很荣耀，一点也不恐怖，现实中看起来也是。去前线的火车站台上，常站着欢送的人群，唱着雄壮的战歌，还有女中学生送水慰问，甚至请战士签名。那感觉神圣而荣耀。

　　作为唯一的儿子，马军没敢和家里说去打仗。到了云南，部队给每个战士家发一封信。马军的妈妈开始成夜失眠，一个星期睡不了一个整夜，白天困了眯十分钟。

　　几千里外的马军也睡不着，刚上阵地的人都这样。第一个星期最难熬，有人抱着枪，用嘴巴抵着枪口睡着了，下面不小心一碰，子弹穿了头。大家渐渐摸着了规律--怕静不怕动。炮火最激烈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要是静悄悄的，就不敢睡，怕人猫上来，怕当俘虏。”

　　哪里都是地雷，每条路都要踩着前一个人的脚印子，偏离“一个火柴盒的距离”，都有腿被炸飞。

　　其实这儿很美，猴子荡在树间，鸟儿叽喳唱歌，有时云雾环绕着山峰，仅露出山顶，“像人间仙境一样。”坐在晚霞下看着对面的村庄，是那样的安静。有人坐在阵地上想：如果不打仗，该有多好。

　　云南边陲不分春夏秋冬，只分雨季和旱季。雨季时穿不住衣服，只能赤条条，被称作 裸体战争，因湿度大，皮肤极易溃烂，穿衣服一揭，肉都会带起来。雨季泥水漫到腰，泥里还混着旱季时埋得深没踩响的地雷。交通困难，食物很难运上阵地。

　　旱季，两军互相封锁水源。战斗激烈时，只能把布隔在泥浆水上，用消毒管吸一些，或用嘴唇沾草上露水解渴。大家想出个采水方法：挖个坑，放个钢盔，铺块塑料布，一圈拿土埋上。晚上蒸出露水，滑到钢盔里，一夜能滑一口。即使20多年后，高俊忠依然常常梦见旱季抢水：“好多人哗哗喝上了，就我抢不到。我这个身体素质全连排得上号，现实中抢水， 肯定能前几名抢上，但是在梦里老是抢不上。”

　　每个哨位上守三四个人，马军和高俊忠在一起，高俊忠做饭。阵地上不敢冒烟，只能趁着大雾天气，挖烟道开火。没雾就只能吃压缩饼干和罐头。“有时正吃着饭，炸起来的碎尸，手什么的，能蹦进碗里。”

　　越军的阵地只隔几十米，那边有人掰个竹条往嘴里扒饭，这边都能看清那竹条上有几个叉子。高俊忠经常窝在战壕里听对面放越南民歌，“他们老给我们播中文的宣传词，把人民的‘民’念成‘明’。说俘虏在他们那受到人道待遇，说‘你们从万里之遥的山东来’，还说什么‘天空为房，大地为床，大雾为蚊帐’。我们这边也给他们宣传，说越南语，听不懂。”

　　平常互扔手榴弹、互打冷枪的两边阵地，逢春节、中秋之类的传统节日就不打了。“跟约好似的。他们也过这些节。”

　　每个人都血气方刚

　　5月，连队第一次上阵地，不到两个小时，马军第一个负伤。一枚手榴弹爆炸，弹片扎进了马军左臀。他忍着疼，手指摸索着硬抠出来一片。军医赶过来取出另一片。感觉没事了，马军没包扎，也没下阵地。旁边的人说：“你是钢腚吧。”后来才知道，还有第三枚弹片，再也取不出来了。

　　7天后，马军第二次负伤，弹片打入左胸口。“还差0.5公分，胸腔就打透了。如果透了就形成气胸，基本没法救。”从阵地到前沿医院，千余米距离，马军走了8小时，流了一路血。“炮弹在头上飞，坡很陡很滑。一开始说抬，我一看更慢，还不如自己跑。不然炮弹来了谁也躲不了。”

　　血腥和残酷在“122”战斗到来时达到顶峰。之前都是伤亡较少的防御战，而这次是出击战。依据身体素质和战术水平，连里选出50人组成突击队，也就是敢死队，他们将冲在最前方。

　　每个人都写决心书、请战书，甚至用刺刀挑破手指写血书，请求加入突击队。

　　“大家都写，你不能说你不写，那种气氛呀！ 每个人都血气方刚、宁死不屈。”连长张长岭25年后说：“不是咱愿意死，不是咱觉悟有多高，历史把你推那了呀！”

　　已经选入突击队的马军接到通知转去预备队，因为档案检查发现他是独子。马军卷着铺盖找到副连长、“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孙兆群：“我不管，我就要去，我赖你这住！我还要打主峰，我要去最危险的地方！”他觉得，不选上也行，选上了又不让去，会让人觉得他怕死，这可不行！

　　李玉谦的镜头里，突击队员们展开折叠小刀当尺子，在白胶布上认真打格子，写上自己的姓名、血型、编号，撕下来贴在军帽、军服、军裤上。“如果炸碎了，能认出来你是谁，输血也能知道血型。”李玉谦解释。许多年后他才知道，美国在60年代越战时已有了类似的识别标志，统一订制的铁牌，能扫描识别，信息很全。

　　临行前的聚餐，5班的战士把铝皮饭盒排在一起，用生蒜苗在饭菜上歪歪斜斜地拼出“长胜五班，胜利归来”。黄昏时分，马军和大家一起，举着豁掉大块搪瓷的白色缸子，或铁皮罐头盒，喝出征酒。高俊忠在帐篷里哭着大喊：“我年龄小我承认，我不怕死！打仗时我不需要照顾。”

　　空气像是凝固的。李玉谦走进7班帐篷，不敢说话，怕一开口就惹出泪来。有人把稀罕的气体打火机留在帐篷里，招来一阵嘲笑：“舍不得吧，怕死了就扔了吧。”李玉谦的蒙阴老乡公衍进挑挑浓眉，炫耀大方：“我要是攻上968主峰，把褂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头也塞进去，再撕两根X毛，都扔给越军。越军要是捡了，当宝贝，‘哟，这就是共军的X毛！’”大家哈哈笑起来。

　　集合上车了。武器弹药塞进皱巴巴的绿色编织袋里，每人两个，中间一系，身前搭一个，身后搭一个。“这是农村老汉赶集嘛！”“像逃荒要饭的。”

　　山脚下，公路上，只剩下李玉谦和一条狗。车已经开出好远，狗还在顺着车辙印往前跑，怎么也唤不回来。

　　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1985年12月2日晨，大雾，只能看到几米开外。离阵地2000多米远的李玉谦扛着摄像机，在浓白色里摸索。炮弹飞过，有时就在身边爆炸，镜头一阵摇晃。

　　李玉谦本被安排进一个比较安全的观察所里，他嫌太固定，跑了出来，师里的摄像呆在那儿。开战不到10分钟，一发炮弹掀了观察所，也炸坏了师里那台摄像机。

　　9时10分，突击队发起冲击。冲出阵地的一刹那，冷风掠过，马军觉得时间凝固了，脑子一片空白，只听到枪炮响成一片。后来，这被他叫作“魔鬼时刻”。

　　马军跳进新炸出的弹坑里，这儿最安全。刚才站的地方，已经噗噗落了一排子弹。附近又炸出个新弹坑，马军赶紧跳过去，回头发现副射手不见了。

　　一颗炮弹落在身边，马军一个猛子扎进土里，张着嘴，以防耳膜震破，泥土一下灌进肚子里。身上的火箭弹已经拔开保险，几秒钟就能完成平常一分钟才能完成的发射。代价是遇到5斤重的压力，火箭弹会自爆。“要有一发响，我就找不到了。”

　　另一路的高俊忠喊副射手吴明玉一起冲，没听到回应，扭头看到吴明玉趴下不动了。一块弹片从他鼻子往上打入，穿进了脑子，只剩下喘气。

　　刚下过小雨，雨水混着血水，浸泡着整片山头。一脚踩下去，会汪起一团血泥。许多年后，高俊忠回忆这个场景，会想起家乡的屠宰场，“也没那片山头面积大。”

　　清理战场时，辨认的标准是脑袋。因为脑袋就一个，而散落的脚，得分左右，不好统计。

　　伤员被抬下来，李玉谦看见，跟着跑，到了离前线最近的救护所。简陋的救护所里满地血布条，没有药，只有扎紧布带来止血。卡车把伤员转运到山下救护所，依然没药。“断了腿，硬锯，没麻药。从山下拉到军部，再拉到昆明，路上折腾两天，一些重伤的途中就死了。”李玉谦说。

　　李玉谦拍了几十名伤员，直到晚上8点，清理完所有伤员和烈士后，突击队长孙兆群最后一个被抬下来。17枚弹片扎进他的腿部和肩膀，其中7枚至今也没取出。

　　这是一场被誉为“坐着火箭打上去”的漂亮歼灭战。从发起冲击到打下968主峰，只用了25分钟，歼敌87人。我方阵亡11人，7成受伤。

　　鞭炮齐鸣，彩纸飞舞，搭起的凯旋门上挂着红对联：“向人民功臣致敬；向歼敌英雄学习。”战士们立在被塑造的欢喜中，望着地面痛哭。

　　马军听着广播车上传来欢欣的女声“又创造了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光辉”，或激昂的男声“你们为党和祖国建立了不朽功勋，不愧是80年代军人的楷模”，心里 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他木木地走，被迎上来的老乡抱住。从没哭过的他再也忍不住，眼泪刷地滚下来。这一仗太残酷了，50个突击队员只有十几个是自己走下阵地的，其他非死即伤。

　　帐篷里，高俊忠扑在吴明玉的床板上哭喊：“俺对不起你。”吴明玉被他背回阵地时，已经眼睛上翻不行了。李玉谦远远拍着，不忍心把镜头推上去。旁边桌上，卷了边的书《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封面上，印着年轻战士微笑的脸庞。

　　整个营区像被黑锅底扣着，呼吸都变得困难。“大家互相无法交谈，不知道说什么，笑也不行，哭也不行。多说一句话，你觉得都会引起别人反感。”李玉谦总想起临上阵地那天早晨，他和坐在车厢最后的老乡公衍进握握手，轻轻地说：“回来见！”可到哪里去见呢？公衍进拉响手雷和敌方同归于尽，已经送到南温河火葬厂了。他本来准备打完仗就回去结婚的，他和未婚妻，已经相爱6年。

　　20多年后的寻访

　　两天后，李玉谦离开战场，带回5盘共1小时40分钟的录相带，还有木讷、压抑、不知所措的自己。

　　其实他拍过更多素材，比如战士们在沙盘上演练战术，比如公衍进弹起吉他唱起歌，战士扭起迪斯科。李玉谦甚至编过一支《帐篷迪斯科》的歌词，战士们传唱：“没有高耸的楼，没有迷人的妞，我们在帐篷里，跳一支迪斯科。我们胜利的时候，满心欢喜要流露，来呀我的战友，跳一支迪斯科！”因为只有5盘录相带，为了拍战斗那天，这些内容和那点难得的欢乐，都被一起洗掉了。

　　录相带只向济南军区首长放映过一次。“他们看了说，战争太残酷了，不要让任何人看。那以后再也没动。”李玉谦进入一种悬置状态，大脑空白，“心上好像覆盖了一层很厚很厚的东西，一两年才缓过来。战争原来这么可怕！”

　　军人李玉谦再也不看战争题材的小说、电影，抵制武器、装备和暴力。聚会喝酒时，总要面朝西南方向祭奠。那个曾怀着英雄梦参军的少年，渐渐更喜欢说自己是“人文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2009年，在解放军画报社任编辑室主任的李玉谦申请自主择业，他要开始一直想进行的计划：找到参加“122”战斗的人，拍摄他们现在的生活。

　　最先找到了当年的副连长、“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孙兆群，他已是山东济宁预备役炮兵师的副师长。那一年的战斗，全连牺牲16人。之后的20多年，孙兆群一直以儿子的名义照顾16位烈士的父母，给烈士家属和伤残战士一点点争取利益。李玉谦想起了《集结号》里的谷子地。

　　孙兆群很高兴帮李玉谦联系拍摄，但他从不看当年拍的录相带。第一次看了十分钟，一个多星期睡不着觉。这之后，别人看，他跑得远远的，连声音也不要听到。

　　李玉谦把自主择业发给的24万安家费全拿出来，加上积蓄凑了30多万，买了拍摄和剪辑设备。当年的救护所军医许新升现在自己开医院，资助他40万。

　　拍摄团队从北京拉到山东和安徽，一拍就是一年多，粗剪成10集，讲10个人的故事，名字暂定为《战友--寻访“122”战斗亲历者》。

　　负债的兆群儿

　　孙兆群总是想起1985年的中秋节。进攻还没开始，又有一位战士炸断了腿，所有人都心情不好。吃饭时每人发了一个月饼，大家这才想起来，已经八月十五了。

　　所有人一起唱《十五的月亮》，这些抢着写决心书要第一个牺牲的小伙子们，默默哭起来。公衍进想妈妈。当兵前，他在家开拖拉机，妈妈不让，他偏使劲开，常跟妈妈吵架。他说没穿着军装回家看过父母，如果这次能活着，一定穿军装回去，先给妈妈敬个军礼，说声对不起。孙兆群劝慰着大家，自己心里也难过，这位24岁的副连长想到了85岁的爷爷，“不知道我回来还能不能见上他。”

　　那天晚上，大家约定，活着回去的人要替死去的人到家里看看父母。

　　一年多后，回到山东的孙兆群特意穿着军装，来到牺牲的一等功臣公衍进的家，向老妈妈讲公衍进中秋节说的话，然后站直，敬上军礼：“这是公衍进给你敬的礼。”

　　孙兆群从战场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是从16位烈士的档案中抄下烈士父母的地址，给每家写下一封署名“兆群儿”的认亲信，附上一张汇款单，那是他把参战一年多攒下来的1300多元工资分成的16份。

　　孙兆群一直心怀歉疚：他带着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出去打仗，却没有将他们活着带回来还给父母。他总记着自己是战士们选出来的突击队长，“那是真正的民主，战士们选最信任的干部，让他带你去作战，干部们再选最信任的战士。那是把命交给你的信任，他们选我，我很自豪。”

　　他开始持续资助烈士的父母和亲人。谁的父母病了，或兄弟姐妹要上学、工作，孙兆群总是忙前跑后，出钱出力。对于伤残的战友，孙兆群是有事就能求助的老大哥，是心理医生，有时还是红娘。

　　有时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解决起来也大费周章。立了一等功的烈士于庆玉，骨灰一直放在平阴县骨灰堂，他妈妈要求把儿子的骨灰移到烈士陵园，孙兆群向县里催促十多年，得到的答复总是办完了，于庆玉的妈妈却总说没解决。

　　2000年，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孙兆群趁暑假赶到平阴，在骨灰堂的300多个骨灰盒中一个个找，果然有于庆玉的。“我脑袋炸了，被别人愚弄了16年。”

　　回到北京的孙兆群，用两个晚上写了篇一万多字的稿子，整理成六七千字，发给一圈媒体，多家刊登。县里的领导招架不住，到北京找孙兆群，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本来要放县烈士陵园的骨灰盒，提高等次放到了市烈士陵园，家属扫墓的车费他们也负责。折腾一大圈，推迟16年，于庆玉的骨灰盒终于入了烈士陵园。

　　残运会冠军

　　高俊忠一眼就认出了李玉谦，尽管离上次见面已经相隔24年。“孙师长还说介绍，不用！老远一看就认得。你当年睡觉，抱过我的臭脚！现在脚不臭了，塑料味。”他的左脚已经换成假肢。

　　他是全连最后一个负伤的人。1986年6月，济南军区撤出，兰州军区接防。“我领着他们背水去，他们刚来，分不出炮弹的远近，听到越军打炮就乱跑。”有人踩了雷，弹起来打穿了高俊忠的左脚。一再感染，截肢3次，最后只能装假肢。

　　复员回家后有人介绍对象，高俊忠发现，只要一提残疾，“有几个吓跑几个，你再不采取点策略，娶不到媳妇了。”

　　再一次介绍对象，他只说当过兵腿不好，走路看不出来。有一天，他和女孩父母散步，高俊忠故意蹲下来装着系鞋带，等他们走出一段距离他系上鞋带就跑，100多米十多秒钟。 女孩父母想，跑这么快，腿应该没事。结完婚再发现，拦不住了。

　　高俊忠讨厌被叫作残疾人。“谁说我是残疾人，我们可以比！”他拉起两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比赛跑步，真的赢了，兴奋地喘着气说：“我说行吧！”作为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百米冠军，他的最好成绩是12秒17，快过许多正常人。

　　1987年，高俊忠退役回济宁，遇上残疾人省运会缺个人，残联拉他过去，报了8项：跳高、跳远、100米、400米、铅球、铁饼、标枪甚至射击。练了个把月就上阵，居然拿了8个第一。接着参加全国残运会，又拿一个第一，两个第二。现在，他已经拿了四五十块国家级和省级金牌。

　　高强度的运动使他的假肢常常坏掉。按照政府的标准，他的假肢总是很低档，即使这几年一直提高标准，也只能报销1000元出头，而且坏掉只能从济宁去济南换。“路远，时间长，以前换一个要三四个月，现在也要一星期。不如我自己修。”

　　高俊忠随身带着工具包，从家里堆着的五六个假肢上拆下需要的零件，坏了随时更换。自己还做了一条腰带，一头束住假肢，一头环在腰上，训练比赛专用。“跟拴小狗一样，别让它跑。”

　　还是有来不及的时候。一次全国残运会，400米跑，他甩下第二名150米，假肢却在离终点30多米时断了。他一头栽在地上，连手带脚爬到终点，得了第二名。“本来稳拿第一，毁掉我好多冠军。”

　　冠军对高俊忠不仅意味着荣誉，更意味着奖金。工作单位有时连着四五个月不发工资。患抑郁症的媳妇，两个孩子，都指望他挣钱。80年代一个冠军20元，慢慢涨到80、100、200、1000，最高一次拿2000元。马军说，听说奖金远不止这些，但发到个人手里，就只有这么多了。

　　李玉谦的镜头里，高俊忠妻子住在精神病医院，老闹着出院。医生说：“经过这段治疗，你明显好转了。我们知道你关心孩子，知道你想给对象减轻负担，是不是？”高俊忠妻子不说话，大颗眼泪落下来。高俊忠忙劝：“咱有钱！看吧看吧。”其实兜里只有些角票了。

　　冠军越来越难拿。戴六七斤的笨重假肢，很难跟戴专业运动假肢的人竞争。“他们那是十几万元的假肢，就重1斤多点，还有弹性，跟踩弹簧高跷似的。怎么跟人家拼啊！”他只报名铅球、铁饼和标枪了。

　　马军的航空母舰

　　立过一等功的马军2003年从物资局下属公司下岗。之前，他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公司经理。“选出来的！”马军强调。

　　从1993年公司筹建到2003年公司解散，马军从普通员工干到科长、办公室主任、副经理、经理。“我辛辛苦苦，甚至为这个公司差点流血，为它倾出了我人生最好的时间。它怎么能说解散就解散。”

　　养老保险断掉了，甚至档案都打回自己手上，让自己找地方解决。

　　当年的那枚弹片还陷在肉里，结了厚厚的痂。平时好像没事，但很热或很累时，极易出现炎症，弹片里的毒素会顺着血液流，很危险。想找体力活养家都不可能。

　　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马军觉得，生与死，很简单。“打完仗的人都有这种想法，死不可怕。想想家人，我又极力地控制。”

　　当年因他打仗整夜失眠的妈妈，身体垮了，落下病根，现在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40多岁的马军自己摸索着学会了电脑和上网，开了一个博客，名字叫“ 马军的航空母舰”。

　　马军开始成为某个著名反腐网站的山东站站长。“一开始想解决我自己的事，后来帮战友和来投诉的解决他们的事，自己的事先放一边了。”他接到投诉就去调查，查清楚后写出来拿给当地政府看，规定时间内不解决就在自己的网站上曝光。

　　村书记倒卖大片土地、邮政局违法遣散老职工……一篇文章不行再写一篇，理直气壮地署名“马军”。“我跟踪报道！实名，有时候还留电话，不怕有人报复，他们还怕我呢！”他经手的几件事，在曝光后竟都解决了。

　　“网站是赔钱的。虽说自己的事没办完，但每帮人完成一件事，心里是个安慰。”

　　2007年10月，下岗4年4个月后，马军终于得到一份新工作--街道计生办流动人口管理站站长兼计划生育调查队队长，算是给参战老兵的优抚。这是一个全额事业编制的岗位，但马军没编制，像临时工，养老保险没续，档案也还是自己拿。“上班是白加黑，5加2，一个月只有720元，这里普通员工的工资都是我的好几倍。”

　　献给一个健忘的民族

　　2010年中秋节上午，孙兆群和马军去看望几位烈士父母。在济宁的五六个7连战友，总会在春节、清明、中秋的时候去烈士父母家坐坐。

　　烈士刘满朋的爸爸70多岁了，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家里种的几棵香椿树，谁也不许动，只等他觉得可以吃了，亲手摘下来，给他们几个打电话：“来拿香椿啦！”每到春天，老人去地里挖荠菜，都留着自己不吃，等他们来了，一人一包野菜，必须带走。

　　他们再也没回过当年的阵地，路线查过无数次，网上的行程攻略都搜索好了，但最大的问题是路费。

　　李玉谦拉出了长长的拍摄计划--60集，60个人物。他还想就这个题材出一本图文书、一本小说和一本纪实书。

　　许新升资助的40万已经用完。本来十几人的拍摄团队渐渐缩小，今年最后一个人也离开了，只留下李玉谦。他想，可以作其他项目赚些钱，再投到这边。

　　“这件事我准备做10年。”李玉谦总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参战老兵偷渡到越军阵地上找战友的尸体，他修自行车、捡垃圾，什么都做，找了十几年，什么也没找到，只是从阵地上捧回一抔土。“他这样都能做10年。很多人说我，炒那个冷饭干吗？过去那么多年，很多人都不提了，提它干嘛！有人说，你这片子拍完播出，屏幕上第一行字应该是： 献给一个健忘的民族。”

　　马军读高二的儿子发现，他的历史课本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场让他爸爸差点丧命的战争。他的同学，几乎没有人知道80年代的中国还发生过战争。

　　马军很多年前就感觉到渐渐被遗忘，却只在背过儿子时难过：“历史就是历史，发生过的事，怎么能说不提就不提了？”

　　战争的后遗症漫长而深微。孙兆群总结：一是自杀率高，二是犯罪率高，三是精神病发病率高。复员后进了化工单位的孙彦杰常把轰鸣的机器声当成枪炮声，幻觉越来越严重，没睡时也像做梦一样，总看见别人拿枪和手榴弹追他。他的床头摆着菜刀、锤子、铁棍，幻觉一来，就拿起这些反击，床头墙上满是刀痕。家人不敢和他住一间屋子。清醒过来时，孙彦杰看到自己做的事痛苦万分，幻觉来了又是如此。这样的战争精神病患者，7连就有3位。


　　“世界上有多少书和电影反思战争，我们呢？”李玉谦对着镜头说，也对着自己说：“我拍片子不是为了讲历史，讲的是今天。甚至不仅是这次中越之战，还有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打仗的行囊可以卸下，战争的硝烟可以散去，肉体的创伤可以治愈，而战争的记忆却时刻萦绕，这些记忆造就的心灵伤痛永世难平。”

　　李玉谦打开自己的博客，念起他很喜欢的一段话：“ 战地记者，这是一群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也是一群与战争无关的局外人，他们冒险、冲动、热情，充满责任感，他们的工作就是力争在被不可预料的枪击、炸弹、导弹或地雷夺去生命之前，用文字、声音或图像将战争记录下来，向世界真实传递着战争的残酷。”

　　最后一句，他反复念了好几遍：“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此帖子已被 青春飞扬 在 2011-4-18 23:52:41 编辑过］

东海前哨

《生死兄弟连》一部值得推荐的好片子. 只是不知什么原因老是卡片.费了好长时间才勉强看完. 参战老兵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当年那场残酷激烈的战争,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大量珍贵影像.

每一位烈士都是一部生动悲壮的故事,每一位烈士都有含辛茹苦的父母,每一位烈士都有牵肠挂肚的亲朋好友,为了祖国他们舍弃了一切.今天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已成为我军高级干部的孙兆群成了16位烈士父母的儿子,令人敬佩!

烈士们永垂不朽!!!

龙的子孙

我的天哪，还没成年！祈祷烈士在天堂有个幸福的生活，心酸哪......

luck路客

祖国卫士人民功臣！

鞠躬敬礼！

拔牙手

非常感动!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为了我们民族利益而牺牲的勇士

我们记着他们,希望zf也要记着

流血不为钱,纪念是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