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初的决战

沈晨曦

毛泽东和刘少奇自延安整风后成为了公认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和旗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初起，毛对刘在天津讲话、互助组问题、东北富农党员问题、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满。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有些“右”，对资产阶级态度暧昧。因此，“高饶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第一次敲打。不过，总的来说，这段时间，毛对刘还是信任的，并未显示出更大的疑心。

毛刘之间的貌合神离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的。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指出“大跃进”是“左”倾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后，毛泽东就立即反击说彭是“右倾机会主义”，并将彭打倒。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公开对“大跃进”中“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言词比彭德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极大的刺激了毛泽东。更令毛不能容忍的是，刘竟然对毛视若政治生命的“三面红旗”提出了保留意见，说什么要“过几年再看”，这不可避免地使毛对刘的政治取向产生了很大的疑虑。就在七千人大会上，毛突然提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这与大会的反“左”基调极为不协调。毛在大讲了一通民主的必要性后，又话锋一转说：“没有高度的民主，就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的这番话令与会众人十分不解，甚至有人猜测毛是不是“安眠药劲没过”。实际上，毛此话是深有所指的。在1967年2月，毛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党内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就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国家。”可见，毛泽东矛头所指的就是刘少奇。

当然，毛在1967年时说的话不可避免的带有事后诸葛亮的痕迹，不能完全说是毛当时的认识。可以肯定的是，七千人大会后，毛退出了一线领导位置，刘少奇正式上台。而对刘的所作所为，毛是记了一笔账的，这种不满不断累加，终于在1966年来了一个总爆发。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可以说与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

一． 经济上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上层建筑是高集权的政治体制。

二． 实行统一的中央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

三．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商品经济只限于消费领域，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

四． 社会主义越深入，阶级斗争就越尖锐。

毛泽东对于马列主义向来是强调“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然而，对于斯大林的模式，毛却是欣赏非常，全面照搬。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并搞了有限的经济、政治改革。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的行为是反马列主义的，是“修正主义”。因此，毛泽东一方面挺身悍卫斯大林，一方面又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更左的主张。斯大林身后出了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对于毛泽东的震动要比想像中大得多。不客气地说，这从此成了毛泽东的一个心结，他也开始恐惧自己的身后事了，而这种恐惧又因“大跃进”的失败而加重了。因此，当刘少奇在国内提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并逢会便讲“形势严峻”，把毛的“指头论”抛在一边时，毛的反应可想而知。或许就在这时，赫鲁晓夫的影子就和刘少奇连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打乱了刘少奇调整经济的部署。而在其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又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并使之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在这两次会议上，刘少奇都屈从了毛泽东的主张，并转而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意图。然而，刘做的一切都再得不到毛的信任。毛开始退居幕后，时不时指手划脚，对刘的敲打也一次比一次重。

在其后二年的经济调整中，刘少奇大刀阔斧，措施行之有效，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刘少奇个人的威望也空前提高，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两个主席像开始并排出现在报纸头排及公共活动中。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我们后人已无法想像。不过，从当时的一件事情中，还是可以嗅出一点味道。在干部下去蹲点的问题上，毛泽东讲了多次，可应者廖廖。刘少奇一发话：“不下去便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事后，毛泽东幽幽地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不管用。他一发话，就全下去了。”后来，毛泽东多次发出“大权旁落”的感慨，其来由显而易见。

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成为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分裂的导火索。基于毛泽东的“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刘少奇被委任为领导“四清”运动的总指挥，开始对全国的基层干部队伍进行清理。从刘的举动看来，刘少奇对于毛的意图贯彻是积极的，再加上他确实对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此在运动表现出了比毛泽东还要“左”的态度。刘少奇组织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实行大兵团作战，完全抛开一线基层组织，依靠贫雇农，搞秘密扎根串连，进行了大面积的打击。结果，人人要过关，政策的错误加上农村中平日矛盾的积累形成爆发，打人、体罚及自杀、逃跑事件屡屡发生，运动出现了扩大化的现象。

从事后看来，所谓“四清”运动正是毛泽东搞的“文革”预演。他正是要藉此观察形势，分清敌我，从而下定最后的决心。毛泽东根深蒂固的认识在于：党已经从高层上烂了，而总的根子很可能就是刘少奇。对于刘对运动的指导，毛可以说是嗤之以鼻。他更加确信刘是要有意转移斗争方向，欲盖迷彰，从而保住自己所控制的中高层党务集团。因此，毛就有意摆出了与刘相反的态度。在具体的运动做法上，毛批评刘打击面过大，搞得过“左”，不得人心。而在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毛认为不能只搞“地富反坏”，根子在上面，要整党，要搞“当权派”。毛不断提出新的提法，从党内的“官僚主义阶级”，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干部”，直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步步紧逼，不断升级。而就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无法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刘认为不论搞什么运动，都必须依靠党的领导。而党的各级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是信得过的。说他们中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说不通。刘少奇没有看出来，毛泽东的矛头所指，正是刘本人。而刘越加抵触，越使毛相信他的判断。

在对于“四清”的态度上，毛是以反“左”的面目出现的，名为纠正刘少奇的“左”。但实际上，毛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和斗争对象等指导思想上，又是极“左”的。本来运动中的“人海战术”和“桃园经验”都是毛赞扬并支持过的。然而，真当出了一些问题后，毛马上就改变了态度，开始大加指责。毛以《二十三条》取代了刘的《十七条》，表面上是纠正了许多具体的“左”的偏差，但在宏观上却又将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共的各级领导人。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毛刘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在1964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刘之间终于发生了公开冲突。毛在会上大讲“走资派”问题，锋芒咄咄逼人。刘少奇为了缓解毛讲话所带来的冲击，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而毛就坚持强调要首先抓住敌我矛盾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派。两人频频插话，气氛越来越紧张。本来中央领导人在开会时互相插话是习已为常的事，但此时性质却发生了变化。毛的几次讲话被刘打断，不由满面怒容。加上会前邓小平认为是一般的会议，曾说过“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的话，毛更认为是要对他封锁消息。第二天，毛再次来到会场，手持两本小册子，一本《党章》，一本《宪法》，当庭质问刘少奇和邓小平，弄得气氛极为紧张。当叶剑英说“我们有百万人民解放军，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可以说，此刻，毛彻底失去了对刘少奇的信任，从而动了打倒他的念头。

此后，党内一些老同志找刘少奇谈了话，并召开中央生活会，刘在会上对毛做了检讨。毛此时已无意和解，说了几句意蕴深长的气话后，表面上又安抚了刘少奇。此后，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失去了兴趣，认为刘的势力已成，再通过正常的党务程序解决问题已不大可能。因此他另辟蹊径，转而开始酝酿“文革”。而其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却再未动摇。fficeffice" />

沈晨曦

王力雄曾在其文章中鲜明地提出了一个概念——“毛泽东主义”。认为毛在1957年后的全部实践自有其一脉相承的核心理念，即要实现共产主义，仅仅进行社会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要进行思想革命，造就“新人”，只有这样才能通向共产主义。这和尼采的“生命哲学”，“婴儿论”有相通之处，都是高扬着强力意志，渴望健康全新的创造。为了造就毛泽东理想中的“新人”，他全力运用了阶级斗争这个武器，将其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扩大到思想领域，进行了无所不及地大规模改造实验，即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种前所未有的实验，必然遇到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传统防御。在毛泽东的强力意志之下，兵锋指处，玉石俱焚，十年黄粱梦，人间血泪一片。

正如王力雄所说，毛的文革运思，就是一手去运动群众，另一手搞群众运动。他所希望的是最终形成这样一个结构——高高在上的他所提供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群众，转变为群众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运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对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进行批判、监督和制约，从而达到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和防止权力集团变质的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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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毛泽东的实验目标，必然要在运动群众与改造当权派中进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力运作。对于最初的“文革”设想，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在变动不拘，基本目标和阶段动作也在不断转换中。从根本上说，首先就是要收回曾经分予他人的权力，把刘少奇等一干阻碍自己实现目标的所谓的“走资派”拿下来，换上一批忠于毛泽东本人的人。然后，根据实践发展，毛泽东即可藉此将心中缠绕已久的那种“造人”梦想付诸实施。

从操作性上说，到1965年，再依靠已为刘少奇所控制的党的各级组织无异于与虎谋皮。而像打倒彭德怀那样召开党的会议解决问题，却又今非昔比。不但毛的威望大不如前，而且党内支持刘的力量也相当强大。一旦形成中央会议上的顶牛，那就难办了。因此，毛必须另有筹划。也就在这时，毛的那种非凡战略家的胆魄得到了充分显现。

毛泽东的一整套战略方针事后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就是虚虚实实，分化瓦解，层层推进，寻机出击。首先，毛当年预伏的棋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林彪和军队。唯有军队，才可以与刘少奇的党务集团抗衡。而毛多年来对林的悉心栽培，默许林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投机，都在此时得到了收效。其次，毛虚晃一枪在党内制造紧张空气，从62年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到利用小说《刘志丹》诬指习仲勋反党，从而大讲“警惕中央要出修正主义”问题，不断在党内造成要出事的气氛。第三，毛泽东又紧急调动军队，完成了对首都周边的部署，从而做好了以防万一的准备。最后，毛离开北京，前往南方，一方面积极谋划，一方面静观其变。在临走之前，毛还搞了一个小的动作：将彭德怀遣出北京，前往四川大三线。这是因为刘少奇曾说过：“如果林彪身体不行，还是要让彭回来当国防部长。”毛从根子上断绝了彭刘联盟掌控京畿的可能性。

对于其要进攻的对手，毛是有着深刻认识的。刘少奇虽是总的头子，但其为人过于方直，遇事总是后知后觉，这是刘的一个致命弱点。麻烦的倒是邓小平控制的中央书记处。对于邓，毛是又恨又爱。邓本是毛的人，当年就是为了平衡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势力而将其置于中央机枢。不料后来邓竟和刘越走越近，越来越不听毛的指挥。毛认为，邓的态度是可以转变的，毕竟他和刘性格不同，政治理念相近但个人关系不算亲密，并不是铁板一块。而邓手下的一帮人，倒是要仔细对付。首先是彭真，这个人从延安整风起就是刘的第一打手，为人能力强而又态度顽固，掌控北京市委及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已成为中共的第八常委，能量实不可小看；其次是罗瑞卿，此人本是毛的亲信，身兼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重要职务，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而就是此人，近年却与刘少奇和贺龙靠得很近，飞扬跋扈，与其他老帅关系恶劣，成为了毛要掌握军队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如果形势需要，就要将罗拿下来。当然，毛也不想将罗一棍子打死，留下活口，预埋伏笔，将责任推于他人，是毛的一贯拿手好戏；第三是陆定一，这个人掌握中共中央宣传部，忽左忽右，近些年为毛所指挥不动。而毛要发动文革，大造舆论则是极其重要的，这样一个关键部门当然不能落入他人之手；最后是杨尚昆，此人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个大内总管的职务。对于毛来说，那就犹如卧榻之畔的亲信。而杨素来并非是一个惟命是从的人物，并有当年“窃听器”之事，因而毛信之不过，换马也是必然的。

在密云不雨之时，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影响历史命运的举动：放江青出笼。江青本来只负责照管毛的生活，平时不大出头露面，而其蕴藏的能量则是毛所洞悉的。毛后来曾说过：江青政治上很敏感，敢打敢冲。在毛不方便有大的动作之时，由江青做一些外围的工作正可收到掩人耳目之效。而江青并没有辜负毛的信任，她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导火索：海瑞。

海瑞精神本是毛当年所提倡的。毛本人也很矛盾，既想有人说真话，又不愿听刺耳之言。可以说，毛也是自己绑架了自己。当真出了党内海瑞——彭德怀后，毛又后悔了，转而将彭打倒。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当年就是为了响应毛的号召，而写了一部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瞅准了这个目标，向毛进言：吴晗此人有大问题，后边恐怕有后台。而对于毛来说，吴有没有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此可以在彭真所控制的北京市委打开一个缺口。牺牲一个小人物，对于毛这样的大战略家是不在话下的。因此，毛授意江青搞吴晗的材料。江青于是亲往毛的亲信柯庆施所控制的上海，在柯的引见下找到了负责宣传的张春桥，又找到了执笔写手姚文元，这几个人一拍即合，“四人帮”由此发端。可惜的是柯庆施不久就死了，不然的话其必定会在文革中飞黄腾达。

毛泽东和江青等人背着中共中央的刘邓等人，秘密搞了七、八个月，几易其稿，终于拿出了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的矛头所向，正是被其称为“独立王国”的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这两处都是刘少奇所依靠的外围组织，毛就是要以“剥笋之计”，层层推进。

姚文是在ffice:smarttags\" />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的，立时震动全国。关于文化领域里的斗争问题，彭真早有认识。本来彭也是个比较“左”的人，延安整风时执掌中央党校就打击了一大片，留下很多怨恨。但自“大跃进”以来思想明显变化，对于“左”的一套越来越不感冒。他认为只能以理服人，不能打棍子扣帽子，只搞思想批判，不搞人事批判。因此，对于明显挑衅的姚文，彭真命北京的宣传机器不予理睬，不予转载。回过头来说，彭开始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出自毛的授意。如果知道，他不会不转，即便自己很不痛快。

毛泽东见状大怒，更加坚定地认为北京已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压制左派，包庇右派”的“独立王国”，证实了他的“中央要出修正主义”的判断。他命令周恩来干预。在周的过问下，彭真终于命北京的报纸转载姚文。与此同时，毛发动突然袭击，不同中央一线通气，挟住周恩来和林彪，召开上海会议，以叶群汇报为打击点，解除了罗瑞卿的职务，将其软禁，从而为毛完全掌控军队扫清了一个障碍。

在关于《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彭真等人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义制订了著名的《二月提纲》，提出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有错误学术观点的人改正错误。毛泽东对此极为恼怒，然而此时就摊牌还是没有必胜的把握。毛对《二月提纲》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表面默认其为当前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实则暗中寻找突破点，再行“剥笋”之策。

再看看这时的刘少奇。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刘主持经济调整，很快扭转了饿殍遍野的局面，国民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刘的威望空前提高。刘的个人形象，不再只是严肃不苟的党务工作者，而是上升到擅长抓经济的执政者和多有创造的理论家。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两个主席像开始并排出现在报纸头排及公共活动中。就连毛本人也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一连串的成绩让刘的头脑发热起来，言行变得高调，不再那么谨慎，在许多地方留下了为人诟病的把柄。如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提当年针对王明的关于教条主义的一段话，却没想到时移事易，当毛看到时会触动如何的心病；关于干部下去蹲点，毛泽东讲了多次，可应者廖廖。刘少奇一发话：“不下去便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这又给了毛泽东“大权旁落“的刺激；刘就任“四清运动”总指挥，高调放王光美出山，夫人干政，搞出个“桃园经验”，严重伤害了基层干部，使得矛盾激化，在相当层面上失去了人心。又给了毛泽东以可乘之机；还有刘视察各地大发其火，在江苏与江渭清公开争吵，自有通天人物上报。在毛看来，这是刘在诸侯中夺他的权；在党的会议上，刘还频繁地插毛泽东的话，弄得毛恼怒异常，两人的个人关系也迅速恶化。刘却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并未加以重视，高调之下还是专注于国家建设。既然得罪了人，就要开始防人，更不要说像毛这样的权谋人物。从这点上说，刘少奇相比林彪可是差得远了。反过来说，刘是真心要搞建设的。66年的时候，刘就对自己的子女说过：“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国家的建设就大不一样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这也是刘少奇说的。刘是重视知识，重视现代科技的。刘的执政思路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只可惜，他不是一个权谋主义者，注定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

为了再加一把火，毛转变战略，由江青搞了一个材料，由毛泽东亲笔修改题目，经林彪的默认，定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中提出建国后的文艺战线是资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从而成为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打棍子”文件。毛在等待一个时机，抛出这个纪要。

不久，时机来了，刘少奇出访南亚三国，离开了北京。毛泽东立即命林彪将《纪要》批转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并在杭州召见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猛烈批判《二月提纲》和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并说了重话“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前次肯定《提纲》，现在又全面否定，其翻云覆雨的手段可见一斑。《提纲》是中共中央集体通过的，毛凭一己之言就要推翻，而真正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却还不知道此事。这种超越组织原则的做法，对于毛泽东来说已是习以为常了。

关键时刻，毛得到了周恩来的鼎力相助，从而将其的文革意图顺利贯彻。周在此前一直倾向于在毛刘之间搞平衡，埋头于具体事务，避免在大政方针上表态。如今在面临大是大非的选择面前，周终于像中共的大多数干部一样，倒向了毛泽东。在毛的雷霆手段下，五人文化小组被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形同瘫痪，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人被打倒。当刘少奇回国后，面临的已是既成事实。更具有悲剧性的是，这时毛却又要刘出面来主持，由刘亲自做决议将自己的亲信爱将打倒。而刘还要主持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而使文革之火一飞冲天。

对于毛来说，下面才是打倒刘的步骤了。当然，要抓一个把柄。因此，毛依然没有回京，继续委托刘在一线主持工作，自己则密切观察刘的动向。而对于自己点燃的文革之火，毛却没向刘交一点底，明显是要看刘出岔子。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通栏大标题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此为标志，文革之火开始四处蔓延。北京市的机关和学校很快就陷入混乱和瘫痪之中。而毛泽东更是亲自批准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夺权开了个先例。一时间，机关学校闹得乌烟瘴气，老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师\">师ersonName>教授被横街批斗，还有的人被打死。为了控制混乱的局面，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商量决定向各大学校机关派出工作组，从而掌握运动节奏。三人特意致信毛泽东请示，毛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于是，刘少奇下令派出工作组。

对于如何搞“文革”，刘少奇是一头雾水。按照以往的经验，刘认为这次运动又是一个类似“反右”的运动，要抓出和打倒一大批“反社会主义”的人，只是规模更大，涉及层面更广。邓小平的认识基本和刘相近。二个人还是倾向于由党组织来控制运动规模。刘特意多次给杭州的毛泽东打电话请示，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6月9日，刘邓周三人飞赴杭州向毛请示。毛只是表示，由刘相机行事。对于工作组的做法，毛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反正就是不表态。

刘回北京后，下决心将工作组向全国铺开。此时，各大学校的学生已经造起反来，他们要的是无政府主义、无拘无束。而工作组则是要把运动纳入可控制的轨道内，双方必然地产生了冲突。而令人奇怪的是，学生们根本不怕工作组，甚至扬言“我们是革命的，你们是反革命的”。很明显，是有人在后边支持。而有能量与刘少奇等人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抗的，自然是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一干人马。正是他们在北京杭州之间跑来跑去，煸风点火，通风报信。

6月21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控制局势，对于不听中央命令，继续夺权打人的人，要采取措施。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后，各大高校和机关的运动气氛立即降温。各地的工作组很快维持住了秩序，对于打人抄家、不听命令的人，分别给予批斗和关押的处置。像蒯大富这样的学生造反领袖，被关了18天。还有一名闹事的学生自杀身亡。

刘邓的这一系列行动，换在十年前，这自然是代表了党的意志，是专政的体现。而如今，却完全不是毛泽东的意志。客观地说，这种无视宪法，随意侵害个人权利的所谓运动，无论是群众自发的，还是高层意志下的，都是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潮流背道而驰的。历史人物必然有他的时代局限。就如刘邓，自认为所实施的正是中共多年来的专政手段，舍此无他。就派工作组的实践来看，也是拉一派打一派，搞的都是“左”的一套。“文革”虽说出自毛泽东的个人理念，但大背景却是中共执政多年来积累下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对于人的权利被压制、官僚主义和干部腐败，普罗大众早就心怀不满。在领袖的号召下，各阶层终于有了发泄渠道，于是山洪暴发，泥沙俱下。而刘邓以传统手段应对之，不但与毛的战略相背，客观上也与大众的心理期望差之太远，实际上已经自己铸就了倒台的基础。

毛泽东在南方闻讯后，欣喜异常，他终于抓到了刘少奇的把柄。毛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认为时机已到。7月16日，毛在武汉畅游长江，游程30华里，以73岁的高龄之身显示出了要领导全国人民同大风大浪搏斗的气魄。7月18日，毛回到北京。迅即召集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听取汇报，大力收集打击刘少奇的材料。刘少奇在当晚去见毛泽东，只见门前车马如流，却被告知：“主席已经休息了。”

7天后，7月24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毛劈头就指责刘少奇犯了“方向性错误”，是“镇压学生运动”，是“北洋军阀”。然后宣布撤消工作组，并提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按照中共在八大上通过的党章，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每年至少两次。而上次的八届十中全会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近四年来，竟没有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其原因，正在于毛泽东的反对。因为，在这四年中，刘少奇的威望空前提高，“大跃进”造成的惨痛教训已为党内外所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全会无异于是为刘少奇评功摆好，对于毛泽东则无任何有利之处。而今，毛一抓到刘少奇的把柄，就立即要求召开全会，在组织上予以解决，其紧抓战机的本领真是无人可及。当然，从根本上说，不过是因为毛拥有他人不及的权力。

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遭到了咄咄逼人的批判。激愤之下，刘少奇与毛公开大吵。而毛的回应则是给了刘致命的一击。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将刘少奇推到了敌我矛盾的位置上。其后，毛提议改组中央常委，刘少奇从第二位跌到了第八位，林彪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接班人。刘少奇和邓小平虽名列常委，却被停止了一切工作，只能赋闲在家，实际上已结束了政治生命。而文化革命之火更加一飞冲天，终于掀起天下大乱。

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整个过程中，刘少奇可以说是步步落后，直至最后才明白斗争的目标原来是自己。从刘对毛亦步亦趋的做法来看，刘是真心拥护服从毛泽东的。不仅仅是权谋不及，而基本上是未思权谋，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反抗。在这点上，刘还不如彭真。观刘在60年代中期一度骄傲主调，得罪人却未防人，文革初期后知后觉，没有有力的部署加以反抗，一打就倒，更加显示出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悲剧性。

在其后的文革过程中，刘少奇的命运尽在毛的掌控之中，因形势的变化而急转直下，终于被公开打倒。在经历了二年多的非人折磨后，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去世，终年71岁。

毛泽东的理想意志终于落花流水人去也，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却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复兴。历史如此吊诡，并不只是简单的“成者王侯败者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还是要走向民主和宪政，而不是什么人治和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