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轶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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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在战场上，一切都是用最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
　　红河发源于云南省崇山峻岭间，在中国境内叫作元江。红河从老街地方进入越南，流经越南北方腹地，向东南入海。
　　九四一部队在老街附近渡舟桥，跨过了红河。几天以前，兄弟部队过河开辟了战场，现在他们可以驱车向前开进了。
　　越南北部边境，和我们的滇南河口一线，都属于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自然环境本来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河口地区是我国橡胶产地之一，三叶树环绕山丘，一行行，一层层，郁郁葱葱。胶林深处，可以望见国营农场的楼房，红瓦白墙，烟囱耸立。米轨小火车沿着溪流隆隆驰过，留下一缕烟云。这遥远的边疆，向战士们展示了它的富饶美丽。一过红河，就是另一番风光了。六姐妹挤在电话车窗口留意观察着，她们明显地感到，已经置身于异国的土地。
    虽是旧历正月，到中午颇有点盛夏的味道。电话车闷热得要命，几个人吐了，愉快的笑声停止了。不一会儿，浓雾漫卷过来，热风里带着雨丝，灰蒙蒙的。十多公尺以外，听见汽车响，却看不见。班长严莉查了地图，说此地是黄连山山脉。山脊又高又陡，有的地方突然形成断裂，下边是乱石嶙峋的深渊。公路两旁覆盖了灌木竹林，茅草刺藤相互盘绕，密不透风。女电话兵们不免有些犯愁了，要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执行架线任务，从哪里下手呢？
    傍晚，部队接到命令，原地宿营待命。一路上没有下车的机会，现在停下来了，战士们都就地在解手，并不避讳。弄得总机班的女兵一直不敢抬起头来，她们小声地骂道：
　　“这些家伙，没脸没皮的！”
　
    她们很快就知道了，男同志们挨骂实在是冤枉。这里公路的内侧是悬崖，外侧是深谷，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得，窄窄的一条路，到处是人，谁也躲不开谁。女电话兵们团团打转，只好去问连长，要上厕所怎么办。连长笑一下，就把脸背转过去，不再看她们，这就是给她们的一种切实的答复了。严莉叫两三个人在电话车旁遮挡着，大家轮流上了厕所。谁也没有意料到，到前线来遇上的第一个困难竟是这样一个同题。
    有线电通信连保持着行军序列，原地宿营了。女兵班夹在男同志当中，在公路上占据了几公尺地段。雨淅淅沥沥下着，她们盖着防雨布，鞋也不脱，枕着背囊和衣睡下。谁能睡得着呢，不知哪个部队还在往前去。她们感觉到，那急促的脚步，总象是踩着了自己的头发。
    通信科一位参谋来传达首长命令，要求迅速架设下属各部队线路。连里决定开用电话车总机，指挥机关内部线路由总机班负责架通。
    总机班的女战士们，忘记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在听候班长严莉下达任务：
    “陶坷、吴小涓、杨艳，跟我去架线。肖群秀，路曼守机，注意机线装设，搞好固定。今晚的口令是‘山茶’，回令是‘海棠’，执行吧！”
　　严莉，陶坷各负责架一条线，五分钟以内都架通了。杨艳和吴小涓两人负责首长的一条线，遇到了麻烦。她们正往前走，闻到一股臭味，是从来没有闻到过的一种特别的气味。天快亮了，可以模模糊糊看见，小路上横的竖的倒着三具越军的尸体。肚子膨胀起老大，周围是一滩黑血。不要说见到死人，平时看见一只死老鼠她们也怕，肉唧唧的，让人头发根儿发乍。她们向旁边试探，想找地方绕过去。在刺藤草棵里钻进钻出，帽子挂掉了，脸也划破了，无论如何也钻不过去。想到自己架的是首长专用线，登时觉得一身都在冒汗，再耽搁不得了。只好横了心，还是由原路过去。吴小涓望着几具尸体问杨艳：
    “你怕不怕？”
　　杨艳说：“要是三个活的，我倒不怕。”
　　吴小涓说：“要真是死的，总还好办。我怕他们是装死，等我们到了跟前，一下坐起来了。”
　　“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流了那么多血，就是活着也剩不下多少力气了。不等他坐起来，拿手榴弹在脑袋上敲他几下。”
　　“好！我们分个工。看着不对，我上去按住他们，你用手榴弹猛砸，不要让抱住了我们的腿。”
　　她们相互为对方壮了胆，从三具尸体上跨步过去了。至于三个越军是不是有过要坐起来的意思，她们不清楚。她们沉着地迈过了最后一具尸体，撒腿就跑，没有再回头去看。
    突然是哪里一声喝：“口令！”
　　两个女电话兵冷不防的，一紧张，早把口令忘得一千二净。对方不见回答，哗的一下冲锋枪上了膛。
　　吴小涓连忙说：“别打，别打，是我们。”
　　“什么你们我们，口令！”。
    “干吗那么凶，你听不出我们是总机班的！”杨艳厉害起来了。
    隐蔽在树丛里的哨兵压低声音笑了。哨兵一指，原来已经来到了首长的掩蔽部门口。
    她们撩开门上的雨布钻进去。掩蔽部里点了几支蜡烛，还是昏昏暗暗的。几位首长正跪在地铺上，查看拼起来的作战地图。小涓和杨艳把单机摆在一个压缩饼干箱子上，手脚麻利地接好了线。一摇，通了。
    一号首长见两个女电话兵淋得全身透湿，脸上划得一道道渗出血来，忙递给她们一条毛巾说：“快擦擦脸，瞧划成什么样子了。”又嘱咐说：“等破的地方结了痂，千万不能用手去抠它，让它自己掉。抠掉了痂，落下一道道的，可就不好想办法了。”
　　两个女电话兵不好意思地擦了脸。

（站长注：括号内的是《西线轶事》原版内容。大概是这段引起所谓的“茅台酒风波”，作者对这段作了修改。
    一号首长见两个女电话兵淋得全身透湿，缩着身子，他取过一个军用水壶说：
    “冻惨了吧？来，一人喝一口，这是‘气死茅台’---习水大曲。”
　　“不！不！我们不冷。”杨艳和吴小涓往后退缩着。
    “叫喝就喝，服从命令听指挥。”
　　她们两个推托不过，对着壶嘴呷了一小口。她们品味不出，习水大曲何以能“气死”茅台，只辣得打哆嗦。）

    这是吴小涓和杨艳到前方来第一次完成架线任务，而且是为“九四一”最高指挥员架的线，她们对自己感到相当满意。两个人已经说定，将来参加文科高考，就把这次出境作战第一次执行任务作为自选的写作题目。这个题目算是选对了，很有可写的哩。
　
    吴小涓虚岁十九，是从学校应征入伍的。有些同学劝她说，“当兵热”过去了，现在正是“大学热”，何必再到部队上去绕一个大弯子呢！吴小涓终于没有能克制住想穿穿国防绿女裙服的那股“狂”劲儿。她中学功课很好，爸爸妈妈都是师范学院的教师，有得天独厚的补习条件，所以她有把握在复员后的当年考入大学。杨艳的情况不同，她在学校是全班最能死用功的一个，考试名次却往往成反比。爸爸对她的学业抓得很紧，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没头没脑地打。隔壁邻居都看不下去，批评他身为公安干部，抓住小偷流氓．尚且讲教育，这么大的女孩子了，动不动就打，未免太不象话。他争辩说，是个小子倒可以随他去，女娃儿不严一点不行，等她耍上了男朋友，打也来不及了。杨艳没少挨揍，功课还是老样子。不过她并不悲观，和吴小涓一起补习，她相信准能上去。她们抓紧了一切属于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还买了麦乳精，补充营养。她们希望到时候能够一举攻克复旦新闻系。
    两个女电话兵军帽在树丛里挂丢了，还是向首长行了举手礼，欢欢喜喜退出了掩蔽部。出门不远，听见一号首长在电话上说：
    “喂！你是有线连连长吗？怎么搞的，指挥所离你们没有几步路，整整二十六分钟才把线架来。以后这样不行，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
　
    吴小涓和杨艳失神地往回走去。她们心里又是委屈，又是丧气，感到负疚难过，悄悄流泪了。她们开始体会到，在战场上，一切都是用最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对于女战士们也如此，并无不同。
              五
    尘土飞扬中，一张白净的面孔现出了坦然愉快的笑容。那笑容是让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拂晓时分，九四一部队继续开进。这条路上还有几个部队同时往前去，步兵，坦克兵，自行火炮，辎重车队，民工担架队，交错在一起。发生了堵塞，互不相让，彼此威胁说，要把对方的车子顶下山沟去。交通哨戴着红袖箍，前后奔走，哪里有问题急忙去解决。新战士们以为，打仗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红火热闹的，不知道是地理条件所限，没有第二条路，只好都挤着一条公路用。离前沿越来越近了，可以清楚地听得见枪声。道路堵塞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九四一部队干脆提前下了车，急行军赶上去。
    行军速度很猛，总机班六姐妹一个个走得歪歪倒倒的了。虽然经过严格轻装，除了穿在身上的，吃进肚里的，个人的东西几乎全都“轻”下去了，平均负荷还在三十斤以上，压得够呛。加之发的防刺鞋又是男式的，太大，象是穿了一对箩筐，脚都打泡了。六姐妹没有一个掉队，也没有，一个愿意接受男同志的“互助”。
    走得最狼狈的要算路曼了，主要是遇上她来例假。她每次来，肚子疼几天，象大病一场。昨天夜里，她想到只有身上的一条军裤，怕睡着以后弄脏了穿不出去，就脱下长裤，裹着雨衣睡下。想是受了风寒，一下子发起烧来。肖群秀摸她脸，滚烫滚烫，本来要报告班长的，路曼不让她讲。
    “你讲了，以后不和你好啦！”路曼威胁说。
　　“可你这么硬撑怎么行呐。”小肖着急地说。
    “你和班长讲了，还不是她悄悄替我值机。你看不出，班长也来了。”
　　小肖只好替路曼打着掩护。
    路曼家乡在山区，能用上这种软绵绵的经过了消毒的卫生纸，觉得够好的了。可是连续几小时急行军，腿磨得受不了，迈出一步，都得拿出点决心来。
    部队到达了位置，谢天谢地！女电话兵们全副武装就地一歪，觉得再也爬不起来了。连长却不得不以毫无同情心的语气命令她们起来，立即开设电话站。
　　总机刚开不久，一号首长从前沿部队要回电话来：
    “喂！总机班，找你们连长讲话。怎么搞的，我和指挥部刚通两句话，线就没有了。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
　
    一查，原来通往指挥部的线，有一段是明放在公路上的，被坦克轧得一节一节的。有的地方被民工队的骡马和着青草嚼烂了，粘在一起，成了饼饼。连里决定这条线改为高架。是路曼，肖群秀架的这条线，还是由她们来完成这项任务。
　
    她们两个一路把线改架在竹子上，或是挂在岩石上，让骡马够不着。来到公路边，敌人正从对面山上向公路射击。来势很凶，又是轻重机枪，又是八二迫击炮，四○火箭筒，反坦克榴弹，又是高射机枪打平射。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援助的武器全都用上了。由于武器弹药充足，构成了越军作战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把武器弹药分散藏在各处，这里打一阵，顶不住了，空着手就跑，枪啊炮的全不要了。换一个地方，就地又有现成的，抄起来就打。早上我们部队搜索过去，这股敌人化军为民，隐藏到丛林里去了。现在又冒出来，居高临下封锁了公路。我们的后续部队和担架民工，被压制在公路排水沟里不能动。路曼和小肖焦急万分，想尽快改架好这条线，保障指挥，狠狠教训一下敌人，不能由着他们狂。不凑巧的是近处没有高大的树木，无法把电话线高架跨过公路。好不容易发现一棵木棉树可以利用，正要过去，隐蔽在茅草中的部队喊她们趴下，说木棉树那里太暴露，去不得。她们俩只管猫着腰跑过去了。
　
    如果有悬线杆，事情很简单，把线挑到树杈上就行了。如果带了脚扣和护腰带，要上树也好办。她们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这就难了。女兵班没有学过四肢攀登，连里把这个项目给取消了。她们试了几次，怎么也爬不上去，又搭人梯，路曼蹲下，让小肖踩着她的肩膀上去。一个人站在肩上，本来不算什么，谁知路曼身子软得象面条，忽忽悠悠刚要起来，又缩下去了。只见她脸上直冒虚汗。肖群秀这才想起来，路曼有特殊情况。
    换了小肖蹲下，让路曼上去。按规定要求，高架线路必须在四米以上。她们搭的两节人梯，高度达不到。小肖拼命向上踮脚尖，差着老高的一截，踮脚尖顶什么用呢。
　
    隐蔽在路边草棵里的一个战士，跳起来扑向木棉树。他很不礼貌地拍拍小肖的腿，叫她分开腿站好。战士弯下腰，让小肖骑在他脖子上，他猛地挺身站立起来。现在变成了三节人梯，高度足够了。　
　
    敌人发现了他们，机枪拼命向这边扫射，殷红殷红的木棉花纷纷扬扬落下来。小肖觉得下边战士身子忽然一抖，差点倒下去，随后又稳住了。路曼忙把电话线在树枝上绕了两圈，打了一个双环结，欢快地叫道：
　　“好啦！” 。
    两个女电话兵下了地才看到，这个战士高高大大的，身材很匀称，象个跳高运动员。皮肤那样白净，两道浓密的眉毛黑黢黢的。
    “同志！你太好了，帮了我们大忙。”女电话兵表示感激。
    “用不着你们表扬，表扬不过是两句空话。”战士大胆地望着两个姑娘说。
　　“那，我们应当怎么感谢你呢？”
　　“也不需要感谢，我只要求赔偿损失。”
　
    战士扯起他的军服给她们看。军服下摆穿了几个洞，军用水壶的背带也被子弹打断了，断头处燎得黑黑的。路曼和小肖明白了，刚才她们觉得他一抖索，要倒下去，原来是这位战土险些被打中。他没有作声，也没有躲闪，一直等她们把线架好了。
    “怎么样？伤着没有？”路曼，小肖顿时紧张起来。
    “我觉得腰上烫了一下，一摸，没事儿，是吓唬我的。”
　　肖群秀拿过军用水壶，放出了富余的一节背带，把两个断头一并，打了一个丁字结，交还给了战士。那结儿打得又牢靠又好看，电话兵受过这种专门训练的。彼此问起来才晓得，原来这个战士也是“九四一”的，在营里当步话机员。路曼亲热地说：
    “弄了半天，还是同行。只不过我们是有线儿的，你是无线儿的。”
　　步话机员说：“怎么敢和你们相提并论呢，你们是‘九四一’的中枢神经，我是神经末梢。好了，回去请代问总机班各位同志好。”
　　“你认识我们班谁吗？”
　　步话机员支吾了一下，随后说：“认识不认识，问候一下总得罪不了人吧。”
　　“怎么替你问好呢？我们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就说一名‘无线’战士，向‘有线的’战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还是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吧！”
　　“告诉你们有什么意思，反正你们也不会给我写信的。”
　　两个女电话兵没想到对方会这样说话，不由得脸红了。接着格格格地笑起来，没有回答是不是会给他写信。
　
    指挥部调上来一个坦克中队，打掉了山半腰敌人的火力点。公路恢复通行了，长长的车队不停地向前流动起来。路曼，小肖站在路边，看见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步话机员，高高地坐在一辆弹药车上。弹药车是严禁抽烟的，他抽着烟。她们高声地向步话机员打招呼：“喂！再见，再见！”
　　“得啦！再见面怕你们就认不出我是哪一个了。”
　
    两个女电话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随后明白过来，这是他在说笑之间为自己作出的一个不祥的预言。汽车开出好远了，步话机员还扭回头来望着她们。尘土飞扬中，一张白净的面孔现出坦然愉快的笑容，那笑容是让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六
    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有蓝天彩霞。
    我们应当正视现实，不必以海市蜃楼里的绿洲，去覆盖地上的沙漠。
    几天以后，这位步话机员为自己所作的预言竟成了事实。
　
    九四一部队基地指挥所，设了伤员和烈士遗体转送处。烈土遗体要在这里进行登记，清洗过了，换过新军服，然后上汽车送回国。转送处人员不多，主要是九四一部队文艺宣传队的女同志担任这项工作。总机距离这儿不远，女电话兵们下了机也常来帮助照料伤员，清洗烈士遗体。
    这天，陶坷、路曼、小肖几个人又到转送处来了。见刚抬下来—位烈士，他的担架上放着一个军用水壶。水壶背带是断过的，打了一个电话兵们所熟悉的丁字结。路曼和小肖一惊。烈土的脸几乎整个缠着绷带，无法辨认。跟担架的一个小战士，失神地蹲在旁边。
    “这个水壶，是他的吗？”路曼问小战士，见他点点头又问：“他是不是当步话机员的？”
　　“怎么，你认识我们步话机员？”小战士反问说。　
    路曼和小肖抚弄着水壶背带，好久不言语。随后她们向小战士问起这位烈士姓名。
　　“他叫刘毛妹！”小战士回答说。
    听到这个名字，站在后面的陶坷禁不住倒吸气口气，几乎叫出声来。大家连忙让开，陶坷扑上去，凑近脸去看，极力要在这张缠满了绷带的面孔上，辨认出她所熟悉的某些特征来。
　
    陶坷和刘毛妹从小住一个院，相互看着长大的。在户口本上，刘毛妹登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十足女性的名字。因为生得白净，头发鬈鬈的，又是那么文静，活活象个小姑娘，院里的人都喜欢喊他“毛妹”，喊来喊去成了正式的名字了。同院还住了几个干部，几家的孩子都很要好，连小人书都是一起商定了买的，交换来看，决不会买了重样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小陶和妈妈到原先住过的院子里去看，住户们全都不认识。一群孩子用惊疑的目光瞪着他们，问他们找谁，母女俩没说话，回身走了。
　
    以后打听到，毛妹的爸爸刘伯伯死得很惨。让他烧锅炉，他从几十米高的烟囱上跳下来，五脏俱裂。刘伯伯搞过白区工作，在国民党监狱里表现很英勇，是党组织想办法营救出来的，如今他们硬要打他是叛徒。其实，刘伯伯的问题，只要他自己能撑下采，也就没事了。问题出在毛妹的妈妈苏阿姨身上，苏阿姨不但不安慰刘伯伯，鼓励他坚持斗争，她还以毛妹两兄弟的名义写标语贴出来，表示坚决和“大叛徒’倒清界限。非刑拷打可以忍受，骨肉亲人加给的打击和侮辱，是难以忍受的。不是这样，或许刘伯伯还不至于走上绝路。陶坷小时候觉得苏阿姨一向待人和气可亲，早晚见面总是笑着，不想她是这么一个人……　

    陶坷同幼年的朋友一直没有联系，入伍到了新兵团，意外地遇到了刘毛妹。第一次见面，部队在集合，只匆匆握了个手。小时候他们多少次脊背贴着脊背比过个儿，始终不差上下。现在毛妹一下蹿到了一米八二。小陶觉得，刘毛妹除变得人高马大以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变。和她握手，涨红了脸，还象个怯生生的女孩子。随后又有几次见面，小陶才感觉到，同她一起长大的这个年轻人变得完全陌生了。那一对眼睛，朦朦胧胧的，失去了原有的明澈光亮。当孩子的时候，衣服总是整整齐齐的，现在倒很不讲军风纪，常常是解开两个钮扣，用军帽煽着风。抽的是五角以上一包的烟，一连串地吐着烟圈。无论说起什么事情，他都是那样冷漠，言语间带出一种半真半假的讥讽嘲弄的味道。不象小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有着强烈的兴趣，有着十足的热情。谈起小学的同学，某人某人现在搞什么工作，刘毛妹说：
    “无所谓，我的看法是干什么都行。因为什么都不干好象是不行。”
　　小陶问他：“既然这样，你何必一定要到部队上来呢？”
　　“既然你可以来，为什么我不能来呢？”
　　他们谈起了争取入团、入党的事情，刘毛妹感叹地说：
    “‘一年团，二年党，三年复员进工厂’在知青点上的人和那些没有着落的社会青年看来，这当然是很够羡慕的了。其实又有多大的意思，没劲！”
　　小陶有几次试着给她幼年的朋友一些劝告，她说：
    “我看见一篇文章上讲，‘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有蓝天彩霞’。你就是这样，因为不相信有蓝天彩霞，干脆剪掉了自己的翅膀。毛妹！别太悲观，我们需要振作起精神来。”
　　“我也在报上看过一篇文章，上面说‘请正视现实，不必以海市蜃楼里的绿洲，覆盖地上的沙漠。”刘毛妹逼视着小陶。
　
    “毛妹！瞧你的眼睛，别那么盯着我好不好。我不是样板戏里穿一身大红的女主角，‘站在高坡上，伸手指方向’，教导你‘向前看，再向前看！’我并不是让你缩成一团，胳膊肘拐一下，生怕碰着了谁。你心里有岩浆，喷出来好了……”
　　刘毛妹打断了小陶的话：“恐怕现在需要的不是岩浆，是温吞水，六十来度，还赶不上二锅头的度数。看来，我们这些小字辈的还是尽可能‘正统’一些好。”
　　“经常听人讲到‘正统’这个话，究竟你是指的什么呢？”陶坷问。
　
    刘毛妹想了想说：“确切的意思是什么，没考证过。所谓‘正统’思想，别人一定可以作出种种美好的解释。不过照我看，这似乎是意味着服服贴贴，得意于迷信愚昧的一副精神枷锁，意味着一本正经，拿腔作调，俨然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岂不知这种人够多么可怜，等于一个有血有肉有毛孔的机器人就是了。”
　　他们谈到小时候一起读过的那些小人书，陶坷愉快地回忆说：
    “小人书上面的那些英雄人物，有些连胳膊腿都安得不是地方，我们总一篇一篇过细地看，翻完了又从头看。有几本现在拿来看，我还是很喜欢。”
　　刘毛妹嘲弄地笑笑说：“你还是依赖于幻想生活，需要从童话里吸取营养。我不再需要依赖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需要，我希望能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陶坷越来越感到很难和他谈得拢。可是，次见面以后，她总是怀着急切的心情，在等待下一次见面的机会。　
    一天晚上，部队在广场看电影。放映中间跑片，解散休息。刘毛妹悄悄约陶坷去走走，陶觉得不大好，还是跟他去了。转游到营房背后他们避开路灯，走在浓密的树荫下。刘毛妹一下抓住了小陶的手。他一双大手热乎乎的，那么力，象两把铁钳。小陶心慌意乱之中，已经感觉到抽烟人口里的那种气息。她极力向后仰着脸，躲避不开，双手被紧紧抓住，就用头在刘毛妹宽大的胸脯上彭彭地撞击着。刘毛妹只好放了她。陶坷跳到灯光下面去，整了整衣服，沉静地说：
    “我可知道你希望的是什么温暖了。毛妹,难道我们相互温暖一下，或者说是让我来温暖温暖你，一切就会好起来了吗？”
　　陶坷扭头走了。从此他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也没有通过信……
　　陶坷竟能忍住了眼泪，默默地听那个跟担架的小战士讲述刘毛妹牺牲的经过。
    “昨天攻打三号高地，我们二连是主攻，营里要配一个步话机员给我们连。别的几个步话机员都争着报名，刘毛妹不作声，在一边卷着烟抽。 他心里有数，配属给主攻连，肯定是要过硬的，报名不报名也是他的事儿。可不是吗，最后营里派了他，跟我们突击排上去了。”
　
    “本来决定偷袭，到了高地下面，踩响了地雷，副连长只好命令我们强攻。这个垭口高地，是316A师的重点设防阵地，修了三道环形堑壕，两侧十多个山包的火力都可以支援这里。冲过第一道堑壕的时候，副连长牺牲了，一句话都没有来得及说。出发前副连长指定了一排长作他的代理人，刘毛妹找到一排长，跟上他继续往上冲。不一会，一排长又受伤，流血过多，不行了。他指定的代理人是副排长，刘毛妹又跟上副排长继续战斗。副排长拿着话筒，正和指挥所通话，重机枪一阵风地扫过来，他当下牺牲。步话机也被打话，不能再用了。由于指挥中断，部队开始有些稳不住了。三班有几个战士，把钢盔压得低低的，遮住了自己的脸，要往下撤。步话机员虎势地上去，一脚把走在前头的一个踹倒了。他直直地瞪着他们，火光下看见，那两只眼睛好瘮（shen）人哪 ！三班的几个人不敢再动了。步话机员跳到堑壕上面，大吼一声说：
    “‘大家不要慌，现在听我指挥！’
　　“当时我们嘴上不说，心理嘀咕着。你能行吗？不是干部，又不是党员。
    看样子硬冲是不行。刘毛妹分派了两个战斗组，从两侧佯攻，故意弄得竹子哗哗啦啦响，吸引敌人火力。他带着部队，顺环形壕绕到高地背面，突然发起攻击，冲过了最后一道堑壕。
    “不想刘毛妹胸部和腹部受伤，右腿膝盖骨也打断了，小腿活活甩甩的。用了七个救急包，才包住了他那些伤口。同志们要背他下去，他说什么也不干。我强把他背起来，他老实不客气，在我肩膀上狠咬了几口，我只好把他放下来。讲好了让他在原地休息，等我们一离开，他就拖着一条断腿往山顶上爬。后来我去看，他爬过的地方茅草铺倒了，草叶上挂着一珠珠鲜红的血。
    “连长和指导员带着二、三排支援上来，占领了三号高地。这时候听见，什么地方有人用越南话在连声的呼叫。翻译说，他呼叫的是‘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原来这是一个越军的报话兵，他看高地已经完全失守，隐藏在一蓬竹子里，呼唤他们的炮群，想把我们主攻连全部盖在高地上。正赶上刘毛妹爬到这里，他悄悄过去，冷不防一下卡住了那个报话兵的脖子。那家伙抡起手榴弹，砸在刘毛妹下巴骨上。可他硬是不松手，等我们赶上去，敌人报话兵已经完了。越军装备的报话机也是中国给的，和我们用的是一个型号的。刘毛妹把敌人的机子调了一下，拿起话筒想要呼叫。下巴骨和牙床砸得稀粹，哪里还能叫出声来。他发出唔唔呵呵的声音，可以猜得出，他在向指挥所报告：
    “‘二连占领三号高地！二连占领三号高地！二连……’
　　“他丢下话筒，正了正军帽，把长头发掖进帽子里，又扣好了风纪扣。认真地整过了自己的军容以后，他闭上了眼睛，象是过于疲劳，一下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