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按:1979年云南方向的代乃阻击战,我13军39师2个连--116团2营6连和117团1营2连在师内炮兵的协下,与越军精锐王牌316A师在代乃无名高地展开了殊死的争夺。越南方面在1989年统计,此战一共有891名越军被打死,伤2331。如果此资料属实,意味着越南王牌316A师的一个半团失去了战斗力,代乃阻击战就堪称1979年自卫战中金牌战例。 先“自做主张”“擅自进攻”并遏制了可能溃散的部队夺了代乃高地,后又唯一始终用报话机在一线引导炮兵射击的第13军39师116团2营6连1排长、代理连长谢志熙,在此战中无疑起了关键作用。要不是他的“鬼精灵”"代乃阻击战"的代价会更大!同样在后期上级放弃支援兵力的情况下,他带领全连在"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口号声中,直到胜利。6连在2天1夜的浴血奋战中连续击退越军王牌316A师148团的20次进攻,用伤亡76人的代价,取得了"代乃阻击战"的辉煌胜利.战斗的惨烈场景其实并不比"集结号"差多少.。 战后,随着代乃阻击战名声鹊起 ,上级判断失误错误指挥不提了。团与团、人与人之间开始了功劳争夺……。理应当战斗英雄的谢志熙因各种因素仅二等功。 请看谢志熙原贴: 1 第一部分 临阵磨刀
一、部队扩编、6连受命
1978年11月初,当我随116团2营5连完成了在西藏亚东一年的援藏任务,经过川藏公路近一个月在长途颠簸回到四川的部队驻地泸州,满心欢喜地找到连队领导谈论准备着退伍回家的时候,得到了一个今年全军停止转业退伍,部队可能有重要军事行动的消息,使我顿时陷入了一片茫然之中。
其实,当时全国各大媒体的报刊、电台都在报道越南政府的反华排华的罪恶行径十分猖狂。表现在对我国当时支持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红色高棉政权的恶毒攻击,并已出重兵围困了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固守的首都金边。
同时越南政府还采取了对我国华裔、华侨进行了大规模的驱赶活动,至使大批的华裔、华侨难民像潮水般地涌入我国的广西和云南边境地区,给我国的妥善安置带来极大的压力。
更不能让国人容忍的是越军还在中越边境一线,无端制造了一系列的武装挑衅活动,对我正常巡逻的军人和正常生产的边民、牲畜、运输车辆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境内的军人、百姓、牲畜和击毁车辆无数。单方面的把原来宁静祥和的边境搞得是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我国政府多次提出严正抗议无果的情况下,迫于无奈,我国政府为解柬埔寨首都金边之危,准备以军事行动支援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红色高棉政权,同时教训背信弃义的越南政府和口出狂言蓄意挑起边境事端的越南军队,决定向境外出兵,以打击越南的嚣张气焰。
为适应作战的需要,从11月下旬开始,在我们13军的整个部队内,正紧急地开始进行着部队建制的调整。
即将原有的乙种编制扩建为甲种编制,将原乙种编制中的每个步兵营中所属的2个步兵连改扩建为3个步兵连;原机炮连建制分开,改扩建为营属重机枪连和82无后座力炮82迫击炮连各一个。
将团直属警通连建制分开,改扩建为特务连和通讯连各一个;团直属机炮连建制分开,改扩建为100迫击炮连和14.5双连高射机枪连各一个。
并针对南方山地丛林亚热带作战的特点:同时步兵连将原战士统一使用的63式自动步枪更换为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冲锋枪,每个步兵连的第四排增配60迫击炮2门,编制为第12班;营属重机枪连将原67式重机枪改配为53式重机枪9挺(每排3挺)。
在退伍无望、部队上下人心忐忑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安下心来面对可能即将到来的一场战争。当时我在116团2营5连8班任班长。
在11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连指导员申家寿找我谈话,问我愿意当排长吗?(因我以前一直闹着想退伍回家)其实我早就知道部队扩编需要新提拔一批连排干部,我也知道凭借我的军事技术素质和能力一定是领导们考虑的对象。我当时请指导员申家寿给我一天的考虑时间。
当我把指导员找我谈话的内容告诉4班长李明时,李说指导员也刚刚跟他谈了同样的话题。他说已经同意了。我还在犹豫的时候,结果当天晚上营长聂中富也找到我问了和指导员同样的话题。我想一定是指导员把我的答复转达给营长了。
说实话我在当时的部队里从思想上算不上是个好兵,虽然我自知自己是从大城市出来的又是从下乡知识青年入伍的兵,在我身上具有农村兵不及的聪明和机灵,我从76年1月当新兵的第一年里就被分配在2营部通讯班当过营部的通讯员,正因为我与其他农村入伍的战士有区别,许多营部的营首长们并不喜欢我。
只有当时的营长聂中富还算看重了我的那股灵性而对我有些另眼相看。由此我对营长聂中富也格外的尊重,只要是他安排的事情我都会努力去争取完成。
一年后,营里多数的首长们都竭力的要我到连队去锻炼。其用意是什么我十分的清楚,与其说是让我下连队去锻炼,还不如说是为了给我一点惩罚罢了,我想反正还有一年便就退伍回家了,于是在77年的5月我就被下放到了5连去当战士。
我清楚的记得当时营里让我下连队时的情景:营长聂中富出于爱护我的本意先是准备让我去4连的,因4连是我团唯一的红军连,在突出政治的年代里4连就是我们团的一面旗帜。
由于当时正值第二天就是团司令部组织的全团军事“五项”(射击、投弹、障碍、刺杀、军体)技术比赛日的开始。
4连连长曾金和是我营资格最老(64年入伍)而且威望最高的一位连长,他害怕我一个从未经过系统军事训练的通讯员去了会影响全连的比赛成绩。再则,害怕我去了也不好管理,就向营长提出最好让我去5连。
因5连连长患肝病生病住院不在连队。当营长找到5连指导员申家寿时,申指导员也不好说什么就收下了我。(当时营里只有2个步兵连)
但把我分在哪个排里去呢?1排长赵远祥没要我,2排长也没要我,他们都怕我去了既要影响军事比赛,又怕我不好管理。只有去3排了,因3排长缺位(属于“文革”政治问题被审查)就这样我被安排在了7班(7班长也不在位,到军里参加射击比赛去了),我成了没人愿意收留的“弃儿”了。
我也知道他们不愿要我的原因,一是第二天就要参加团里的军事比赛,我一个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兵,在某种情况下将会影响到他们各自的成绩。二是由于我的“名声”不好,谁拿我都是个烫手的山芋。
结果在第二天的军事比赛时,我不得不仓促上阵。
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项目是100米武装障碍跑,结果出乎所有人意外的是,我的成绩居然是22.2秒!(全连多数的成绩在25—26秒左右)。这个成绩可以进入团军体集训队了!就连我们5连的6班长王发信在全军(13军)100米武装障碍跑的比赛中获得第三名的成绩也就20.8秒!我的这个成绩当时已经排在了全连的第3名。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学生时代就曾在田径队干过。
接下来的投弹比赛,我又以55米的成绩排在了全连的第4名。其实投弹是我的最强项,虽然我在当通讯员期间从没练过,但我在学生时代就曾是四川省成都市中学生运动会的投弹比赛第三名。
第二天的射击我仍以46环的成绩排在全连的并列11名。
军体(单、双杠、跳马)还得了2优1良。只有刺杀是勉强合格。
这样一来,把全连的所有干部战士都惊呆了!因为我当时从没经过正规的系统训练就能达到这样的成绩,是所有人都没料到的!
指导员申家寿像拣了个宝贝一样高兴得合不拢嘴。那些没有收留我的排长们则显得是那样的沮丧。
就连4连连长曾金和事后也感到后悔不已。
至此以后全连的干部和战士们都对我另眼相看了。虽然我的毛病不少,作风稀拉,纪律涣散,内务卫生(整理被装)在全连算是最差的其中之一。
但我却是个多才多艺的“万金油”,放在哪里,哪里都是“凉爽的”。只是部队里没有把我发掘出来吧。
比如:在1977年7月初,也就是我刚下放到5连2个月以后,指导员申家寿交给我一个负责组织连队战士演唱组参加“8.1”全团文艺演出比赛的任务。
当时的演唱组12个人基本上是由我挑选的,也有几名是自告奋勇的。要求个个在演唱组里都要能身兼数职。
我还把演唱组着眼于走出军营去,特邀了泸州市文艺团体的专业人员来指导我们的文艺排练,乐队除了有民乐外,还有黄瑞东的小号、顾庭俊的中音号和我的长号等。
我除了吹长号,还要跳舞蹈,表演唱,还兼说四川地方曲艺的金钱板呢。
我们排练节目是全职的,连队指导员申家寿要求我只要能在比赛中拿回前三名就什么都可以不参加。我也向指导员立下了“军令状”。
当然排练节目总比军事训练要轻松许多。有人说我们演唱组作风“稀拉”“纪律涣散”,是指导员申家寿宽容了我们。
最终我们在有12家单位参加的比赛中一举夺得了全团第一名,为连、营都争回了荣誉。
虽然我正式开始系统军事训练的时间只有半年,但基层的军事技术都难不倒我。在77年底经过团教导大队的学习训练后,我被提拔当上了3排8班的班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