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士兵

作者：丁隆炎（执笔）、马夫可、苏应奎
开篇话
    我是奉命到南疆采访的。首长说：成都军区驻云南集团军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几年中打了很多硬仗、关键战、漂亮战，扣林山、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是他们收复的，后来又经历了最激烈最艰苦的防御战阶段，多次粉碎敌人进攻，尤以1984年7月24日彻底歼灭敌精锐师团大规模反扑一战最为出色……首长指派我为他们写一本书，我答应去试一试。
我先在军区机关采访了与前线作战有关的部门和一些在前指工作过的同志，搞研究和管资料的同志。然后去了云南，到过集团军的所有团队，也到过曾配属该集团军作战的炮兵部队、后勤部队和守备师、军分区。采访时间将近一年。
    边走我边犯愁，边后悔！
    原先我怕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单身提个包，到了异地，找不到住处，找不到车，找不到我想找的人，找到了也无非说一些报纸社论上的话和书上都写过了的英雄事迹。我只好请首长亲自打个电话，打个招呼。这个惹麻烦了！集团军首长给了我意想不到的隆重接待和大力支持，给部队专门发了通知，先后派了几位同志陪同指导，一辆专车跟我们跑了五个来月，行程上万里，我不能不想：我要写不出点什么来，乍个交代？
    但我也因此得到了异常丰硕的收获，前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政委谢振华和我作了长谈，介绍了只有他们才了解的情况。集团军领导对我可谓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到师团，则是早早地安排了一长串名单。重要的人物有从远道被召回的。许多同志伤心时悲不成声，激动时大声疾呼，他们讲战场的经历与见闻，也讲感受与思索，其中与不无牢骚与不平。我发现，他们不全把我当个采访者，而是首长的“代表”———我如实说明过我来时首长给的任务，但决非代表，我或能写出他们的部份意见，但无法当面转达。对他们指名道姓的批评意见我确曾表示请用别的方式反映，这仅是怕牵连进是非之中，决非要煽动告状——总之，采访过程中，我的情绪常常“失控”，忘了自己“吃几碗干饭”，我表过态，说我一定要写一本什么什么样的书。
    回到成都，我傻眼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范围，这么多次的战斗，这么些部队和兵种，近300人的谈话，集团军翻箱倒柜为我搜集的几十公斤资料所包罗的这场战争，我哪有本事写得下来呵！1988年春节，我没过好，满城的鞭炮都像在我心里开炸了似的！
    但当我又信手翻开我的20多本采访笔记时，我的心又腾跳起来，沸扬起来！我再次认定，我是真有收获，真有感受、真有抑控不住的激情的呀！我的困顿只是找不到一个能盛下所有这些的“筐筐”。于是我去找朋友，找作协求教，给他们摆素材，讲故事。几乎一致的意见是：你何必去另找结构呢？你的采访对象讲得多好呀，多么真实、广阔、新颖呀！你不如忠实地把他们的讲述整理出来。
    我不是很快就采纳了这些意见的。我知道，口述体的文学已经很老套了，而且有好些人不认为它可以称之为文学。但我又想，能够使我被吸引、被打动，以至对我不曾参加过的这场战争有了亲历目睹之感，对征战者们产生了深深地热爱与敬仰的，不正是来自这些毫无粉饰与编造痕迹的口述？如果我把它还原于文字，能够使读者多少与我同感，我也就完成了任务，管它老套不老套，算不算文学呢！
    这本书就这样确定了体裁，至于从二十几本笔记中如何取舍，首长们表示不干预，由我自行定夺，这是让我颇费思索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过多地写了战场上的惨烈场景与不尽人意的阴暗画面？坦率地说，我写了又删，删了又添。我觉得正是这个部分的真情实况和征战者勇敢奉献的心灵活鲜鲜地推到了我面前，让我的心燃着了！我只有冒点险了！不然我只有逃避。而逃避了真实则无论怎么写都不可能算作是文学。
    还有两点要说明，凡是军以上现职领导的谈话，由于我拿不准现在是否宜于公布，只好一律略去不写。再是，采访一般都有多人插话，由于我当时未想过用现在这种写法，故难免将插话全安在主讲者名下的差错，以致有可能给讲述者带来麻烦和怨责，果如此，我只好请他们给我一点理解，一点包涵了。
    如这本书能得到我见过和未见过的南疆战友们的基本认可，我就算交了帐，似乎也将感到欣慰。不不，交帐，欣慰，谈何容易！当我再次翻开我只不过转述了其中十之二三的笔记，当我想到你们至今驻守着的雨雾交飞的南疆高山从林，你们中许多人至今还在阴暗潮湿的猫耳洞内蜷伏，以两根木棒当床，想起我曾久久伫立在烈士墓碑前默默发过的誓言，以及曾不止一次当着你们的面发下了宏愿……我只有羞愧，我的笔永远感到无力，我其实一辈子也难以向你们交帐，一辈子也难以得到安宁了！
    笔呵，我无力与羞愧的笔！
                                                     丁  隆  炎

                                                        一九八八年九月

士兵

另外一篇，怕沉了看不到，我来发了好了
对我们领导我惋惜，又同情
                                ——周培武（干部干事，穿插作战时三连排长）
    我们一营那次穿插大部份不到位，伤亡过半，不能不说，这是老山作战以来一次大的失利，但同时也展示了我军溃而不散，前仆后继的精神，是我军光荣战史上很壮烈的一章。
    我们某些领导战前决策有错，但更大的错在战后。他们怒火万丈——这是可以理解的，火头上他们顾不得去调查一下，这支被敌炮火覆盖的部队后来怎么样，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他们过于惊恐，过于匆忙想表现自己从严治军、赏罚分明的气派，宣布了包括带领一营执行这次穿插任务的向副团长及一大批营连干部撤职、降级处分，还说对向副团长要逮捕、要严惩！
    （确有其事。作者在采访回来的飞机上，遇到前昆明军区保卫部罗处长，当年他曾被派出执行逮捕向昆山的任务，因一些师团干部有异议，他又去了现地调查，得出了向昆山等对这次拭失利有“经验不足”的责任，但不构成犯罪这样一个结论，才把已经填好的逮捕证揣了回来。）
     没有跟上队的二、三连及一连一个排后来都干什么了？是的，他们开始被炮火打散了。在那个天翻地覆的狭谷里，你不跑那就只有等死。但我们营没有一个人后退，没有一个人跑出狭谷找个地方躲起来——而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你只要远离行军路线，在原始森林找个地方藏身，无论敌我，都很难把你找到。我们更没有一个人叛变投敌——为什么总要拉上一个汪斌呢？（关于这个汪斌，下面再讲）但从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被俘，被俘后在敌人淫威下说几句违心话的恐怕加起来也不算一个很小的数字吧！难道在讲到我们的党史时，非要把他们的名字列上一笔？
    我们，绝大多数从敌人炮火下钻出来的人，哪怕是重伤员，只要他还爬得动，他们就只朝一个方向——枪声最激烈的地方爬。从东北两侧分头夹击老山主峰诸高地的我团二、三营每个连队的同志都可以证明：每个冲击队形里都突然加进了我们一营的同志，每个高地最后都躺下了我们一营的伤员，一营的烈士！
    由于第一次遭敌炮火急袭时，干部伤亡较大，通讯器材几乎都不管用了，我们的同志大多是人自为战，组自为战，班自为战！
    往哪里战？因为我们是从老山主峰东南角向它背后迂回穿插，当我方炮击开始时，我们正处于预定目标与老山主峰这间，在受到敌人炮火拦截，向预定目标前进已经不可能时，大家又听到老山主峰传来的激烈枪声，很自然地就往那里去了。
    事前上级也规定，在夺下预定目标后，如敌情不严重，可相机以部份兵力向老山背后发起攻击。还说过，谁先夺下最高的三个高地之一，谁就是英雄。于是大家不仅朝向枪声最激烈处，也朝着耸立在云雾之上的最高处冲击。
    我团英雄的八连在攻占老山一高地后，意外地发现，那里躺着我们三连的三个烈士，其中有排长钱留云。在他们前面的堑壕里，坑道里摆着敌人15具尸体。八连同志会公道地证明，他们鲜红的英雄连奖旗上，有我们三边同志的鲜血！
    钱留云，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战前他母亲送他未婚妻来部队结婚。他的未婚妻是天仙般的一个美人。全连都欢天喜地：“排长，我们热热闹闹给你们操办喜事！”他说：“没听一首诗里说，古来征战几人还？你们热闹一场，别人呢？说不定痛苦一辈子！”他死时，手里紧紧攥着未婚妻的照片。
    还有个曾荣德，原是一连的排长，昆明人，因误假受处分，下到三连当班长。他是个大学生，总是揣个小本，有空就写，我问过他：“写啥？”“诗！”“你咋有闲心弄这？”他说：“当兵这行不好，得看上级脸色，学会写诗，一支笔走遍天下，自由自在。”他名为班长，其实是来接受“考验”的，连支枪也没有，他从烈士手里抓过一支，冲在最前头，一连打倒了好几个敌人，一直把残敌堵在一个屯兵洞里，大喊：“哝空松也”，想抓活的。敌人果真把枪扔出来几支，等他走近时，射孔里又打出一梭子来。等后续的同志消灭了敌人，救起他，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怪我自己……书生气……十足。”
    光我们三连，我们一营的英雄也够写一本厚书。
    陈洪远，你听说了吧？他是一连四班的，跟在六班后面，掉队了。遇到炮击时和同志们失散了。他想跑到高山去暸望，看部队往哪方去了，结果摸到敌人一个阵地后面。他钻过铁丝网，钻进敌坑道，只身向敌从阵地突然袭击，先后毙敌十六名，捣毁敌一个连指挥所、一部电台，最后他自己头部负伤，一只眼球被打掉。三天后，他才回到自己的部队。更有趣的是，他并没有立即向上级报功，在医院和伤员、护士闲聊才说出这么一段惊险历程。有人说他“吹牛”，他不服，气哭了。一个护士相信了，代他写了个报告，这才引起了上级重视。先派人到医院打他谈，，又派了一个调查组顺他绘制的路线去察看，结果一一被证实。他在那个坑道内击毙的敌尸，捣毁的电台，砸烂的木箱，打死的大黄狗，以及被他抄翻了的敌连长宿舍都原封不动摆在那儿，只因为那里一直被成团的苍蝇拥塞住了，暂时还没有人敢进去。
    陈洪远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孤胆英雄称号。
    （陈洪远现在在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作者在春城期间，听说他正忙于考试，故未便打搅。）
    二连还有两个新兵，轮流背着负伤的连长在森林里迷了方向，进了一个越南人的村庄。老山两面的瑶族都一个装束，他们还以为到了家，叫一个老头去找干部，老头半懂不懂地点头走了，他们才看到内屋墙上有张胡志明像，连忙撤离。六天后，他们才回到真正的国内。连长已在他们背上牺牲，遗体已腐烂，但他们始终没有丢下连长。有记者后来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答：“连长好！”“好在哪？”一个新兵说：“我母亲想我，日夜哭。连长知道了给我母亲去了一封信，说，‘妈妈，请放心，我会象对待弟弟一样对待你儿子’……”另一个新兵说：“我有些怕打仗，连长说‘别怕，你跟着我，要死我死前头。……’”
    二连连长叫王仕田，这两个新兵对他的记忆值得我们每个干部深思。
    那次我是三连三排长，遭炮击后我排有25人参加了对老山主峰之一——56号高地的进攻，在那里倒下了八个同志，我自己四次负伤。
    一营的主要伤亡不是遭敌炮击，而是在向主峰猛烈冲击的路段上！
    当年给一营作出不公正结论的领导今天都退下去了。事过四年，我想他们对我说的这些早已很清楚了。我听说，有的领导很内疚，很伤心。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他们更应当感到光荣，感到自豪！因为，这个部队毕竟是他们长期培养教育出来的！
    话说回来，假若他们当年冷静一些，明智一些，求实的精神多一些，请一位笔杆子把一营失利和它后来的表现、英雄事迹都写出来，如实上报，对失利的原因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向下推卸，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我想，很有可能上级再一次授予我们一营“英雄营”的荣誉。最恰当的称号是：“打不散的硬骨头英雄营！”这不上弄虚作假，不是强词夺理，而是对一营很公正很如实的评价。她当之无愧！
    真这样，我们一营那次战斗中出现的众多英雄今天何至于默默无闻？我们今天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几百个幸存者何至于不敢说自己是穿插一营下来的兵？我们这支历史上战功累累、曾是刘邓大军主力之一的英雄部队，何至不如其他参战过的部队显赫辉煌？我们的领导何至于一个个被冷落？
    我不是埋怨领导，更多的是对他们的处境深感惋惜，深表同情。公正地说，在近十年的自卫反击战中，他们是立下了很大功劳的呵！

士兵

看到一篇有关84年一营的文章，是不是就是老狼所在的一营

我们营失利的因由
                                          ——顿景田（副营长）
    说到一营就寒心，想哭一场！
    1984年那一仗我们营失利了，但我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营！
    我有悲观情绪——没有人写我们，更不会照实写，因为当时掌权的人还在，该对那次失利战斗负责任的人还在。
    1979年反击战我们一营是英雄营，全营立一等功。1984年接受作战任务后，部队情绪非常高。
    自从知道上级把攻老山的任务交给我们团以后，我们营都认为主攻的任务非我们莫属。一下子，营房里到处都在垒工事，练技术，寒冬腊月脱光了练长跑，负重越野比赛，都认为能担任主攻老山的任务，这是光荣之上加光荣，终生难逢。新战士一到部队，立刻感到重任在肩，光荣在身。
    2月中旬向待机地域开进。路况不好，庞大的车队在雾夜闭灯行驶，战士们穿上白衬衣在路边、在车前引路，几百人毫无声息，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到达待机地，就投入紧张的临战训练，排以上干部多次前出侦察地形，研究战术。战士白天综合训练，晚上负重训练，专找爬不上的陡坡爬，钻不过的密林钻，最大负重140斤，最轻的也是70多斤。记不清越过了多少山，有多少人在路上昏过去。回到营地，在路口等着的老乡们看了就哭。每次回来一个连队就是一串泥球。
    干部更累，每个人的眼睛都布满血丝，白天也有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掉了沟，碰到树才醒。
    现在看，战前把部队搞得过度疲劳是不科学的。但那时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怕上级突然来个命令——不打了！真那样，战士们会找你拼命！
    终于决定要真打了。给一营的任务是穿插到老山背后，攻占1072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
    大家没二话，知道这任务艰巨不亚于主攻，都最后清理了包袱，把多余的东西捆扎成方方正正的小邮包，写上家庭地址。每个包里都有一份遗书。
    那时我是副营长，一向以“单纯军事观点”出名，可是在部队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还是懂得先要摸清每个人的思想，再针对性地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我很了解，同志们强烈求战情绪的后面，压着许多“包袱”，有结婚三天被电报催回来的，有身上揣着父亲病危的封封电报的，更多的家庭困难，未婚妻“吹灯”……誓师会上，面对一片举起的拳头，我真想叫一声：“同志们万岁！”
    4月27日晚7时开始向敌境秘密穿插。事前我和军长争论过。他限令三小时到达目标，我要求五至六小时，他不同意，我说我不能保证全营，反正我走前头，前头的按时到达。
    从地图上看，这段距离一小时足够了。实际上的距离，多十倍也不止。
    那种地形内地很难见。一面面坡，都在六十度以上，当晚下雨，土质泡软，一蹬一滑；上去后又是密密的竹子，藤条、刺芭丛；然后下崖，崖下是万丈深渊，只能抓住藤条一步步往下蹭，泥山上，边走边挖坑，脚上都带铁码子，码齿抠住坑再往前……林子里，尖兵先用刀子割竹，再挤过去，等一行六七百人都过去时，这条挤出来的路就成了两米宽的泥浆沟，沟里是尖角石、竹根签。前面的人两手全是血，后面的人不知有多少胶鞋底被扎穿，有的连鞋子被泥浆拔掉，只好光脚走。
    我们后期准备工作是充分的，但过了头。战士们都决心吃大苦，流大汗，但对自己体力承受的限度估计过高。尽量多背东西，一是怕不够用，二是怕落人后，结果是人人超负荷。为了行军时无声响，天光亮，大家又把刺刀、铁镐、铁锹、水壶等等用布包扎起来，这些东西沾上泥水，又加重了份量。
    为了黑夜行军不掉队，我们想出了在每个人钢盔后点上一点或几点磷光粉，再在每一个人被包上拉一根细绳，由后面的人牵着……但这些办法后来证明不多管用。进入森林后，林中朽木到处发光，还有莹火虫一飘一飘的，这些与钢盔上磷光粉相混杂，加上战前训练太紧张，许多人眼睛不行了，不仅没跟上前面的人，相反被朽木与萤火虫引错了方向。途中有的人昏倒，有的抓不住藤条滚落下去，种种原因，使部队出现掉队现象，一个人脱节，后面的一大节的就不知前面队伍去向，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不能喊叫更不能鸣枪，于是，问题就来了！
    行军的序列是，我带一连在前，接着是三连、营部、二连。
    一连的穿插开始是成功的。路上，我听到老山几个高地上鸡鸣狗叫声，那里没有老百姓，是越军阵地，敌人一直没发现我们。到天要亮时，我看清了路，心里正高兴：走对了！后面报上来，二排六班没跟上！我一听，象被捅了一刀子。就是说，我只带上两个排多一点的部队，全营大部分都掉在后面了。
    我一看表，快到我们炮火准备的时间了，。我不可能再返回去找他们，只能拼命往前插。我对几个干部说，我们要么拿下1072高地完成任务，要么是死在那里……。
    由于全营大部没上来，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慌乱了，最后一段还是偏离了方向，走到与1072隔一条深沟的山梁上去了，再返回来不及，我决定往沟里去，再往上走。崖上尽是细竹，钻不过，我们便骑竹而下。
    正这时，我方所有炮群向敌开火了。1072敌警戒阵地的敌人被惊醒，首先发现攀竹而下的我们，集中火力射击。
    我们只好迎着敌人的枪声猛上！
    天更亮了些，我看到，我们每个人的衣衫都在这一夜间被荆棘刺条撕得粉碎，有的人赤身露体。
    1072一侧还有个76号高地也在向我们射击。我命令一连长带两个班同时进攻76号高地。
    1072有敌一个营部和营预备队，兵力不多，但因它先发现我们，且有坚固工事和险峻山崖作依托，居高临下，以逸待劳，使我们的攻击相当困难。
    我带去的一连一、三排战士在这次进攻战斗中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可以与我军历史上许多次著名战斗相媲美！
    我的通讯员陈江，不满十八岁，当年入伍的新兵，冲击路上三次负伤，最后牺牲在1072最高处；重机枪手沈绍康，架枪时就负伤，副射手牺牲，敌人三挺机枪、一挺高机一直对着他打，他就在密密的火网下射击，枪声一直没停过，到他携带的弹盒打完，他身上已经是数不清的弹眼；八班长被敌人的炮火抛起几米高，落下来还准备继续向敌人射击，子弹全打在他面前两三公尺处——他死了，但手指仍然抠住扳机不放！我们的党员干部全都冲锋在前，三排长牺牲，一排长重伤，无论干部战士，无论伤多重，没有一个畏缩不前，只要有一口气就往上冲！
    最后我们把敌人压挤在几个工事时里。实事求是说，1072我们没有完全拿下来。但这声殊死的搏斗、激烈的枪声毕竟是在老山主峰背后发生的，它对我军的进攻无疑是有力的策应，对那里的守敌是致命的震撼，他们再不敢从这个方向夺路而逃窜，后面的敌人也不敢通过这里向主峰增援，所以说，我们一营的穿插任务由这两个到位的排完成了。
    战后，昆明军区司令员张秀亲自来查看过地形，他说：“一营不愧是伟大的军队！”
    后来我才了解，我们师、团许多领导都不同意对我们营穿插时间卡得过死，师里一位领导在查看地形时说：“谁说三个小时能穿插到，那就谁他现在空手跑一趟试试，他跑到了，我给他请特等功！”
    假若，我们的穿插时间提前两三小时，我们也许能全营到达目标，也许还能在敌人阵前歇息一会儿，喘过气来。那样，当我们向老山主峰开始炮击时，敌人在1072是那点兵力火力，用不到三分钟就能捶平！可惜呀可惜！
    更令人遗憾的是：该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不自责，还想把责任往下推。说穿了，他想文过饰非，找替罪羊。
    我也不是说，今天还有抓出一个什么“祸首”来。领导限定穿插时间，也是为了不过早暴露全盘意图，有他的道理。他对情况判断错了，也是允许的，世界上到底没有常胜将军。我只是说，在事隔四年之后，请领导再调查一下一营的战斗表现，如实恢复它的英雄本色，洗刷去给一些干部强加的罪名……
    作家，我即将转业离队了，很高兴看到您记下我的话，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写出来，我不抱希望。我也看到过我们的一些战争文学，都是写成功战斗，写一往无前，所向无敌的。当真你们作家永远都要这么写，都要以成败论英雄，都是胜者光荣败者耻？这样写离战场真实有多远，请您找我们一营几个连队的人谈谈吧……

东坡肉

不错的文章

士兵

http://www.sonicbbs.com/war/topicdisplay.asp?BoardID=21&age=1&TopicID=399526
还有很多，我贴出来可能太乱了，给出连接大家自己去看吧，有几个真的很感人

simonchan

很好的文章，收藏起来慢慢看。

射天狼

很棒的文章，从这里看出做一个军人的不易！也了解了军队尽管有这有那的问题，良心还是普遍耕植于广大指战员心中的。

士兵

三、初战篇
    1979年那一仗究竟打得如何？由于时隔十年，一些当事者一时无法找到，且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记述几个并不算关键的战斗小故事。
    如前章所述，那一仗是一场毫无准备的仗。因而也不是一场有把握的仗。这不是我们有谁忘记了我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而正是历史上太多的荒谬与失误，只能用我们这代人的血肉去补偿！
    当我们还是打了，打嬴了！不是我们自吹打出了军威国威，至少在我抄录国外报纸对那一仗的评论中，有五家新闻单位发出了这样的赞叹：它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不可触犯的民族尊严与威力！
    但，没有准备毕竟对任何一场战争都是致命伤。它本身不值得炫耀，去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教训。

夜袭拉敏
                                     ——张烨（团长）
    1979年打出去，我是五连副连长。
    2月16日晚7时出境，上级命令我连于午夜2时前拿下拉敏。
    拉敏离国境只四公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公路垭口，守敌一百四、五十人。敌营房周围有五道工事，有暗堡、交通壕、陷阱与雷区，火力与四周高地相依托。但这些我们事先都侦察得很清楚了。
    我连决定趁黑夜偷袭。连长带主力由东南，我带一排先行绕至敌西北侧，合围后发起突然进攻。
    战前大家决心很大，到临阵，许多人都有些怕，一个外军区补来的老兵喝出征酒杯时，举杯大哭：爸、妈，再见不着你们了！有的人摔酒碗：死了算，别最后出个洋相！
    我举杯向大家：我们一起去，一起回来。大家都要想着立功，打胜仗……
    当夜出发，大家都比较紧张，说话都打抖。夜像锅底般黑，全排一个跟一个，拉着一根被包绳走， 我感到绳子都在抖。看到拉敏敌营房灯光了，突然轰隆一声，敌营房灯火灭了，机枪“哒哒哒”朝我们打过来。原来是连主力在另一方向第一次触雷。后来知道，触雷的是二排战士杨成埃。他一条腿炸断，别人要救他，他说：别来，我背下还压着一颗雷！大家看着他两手抠进地里，血哗哗地流，直到死，他没哼一声。他是贵州德江人。战后我去过他家，他父亲也只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抗美援朝失去的。母亲卧病在床，家里很苦。老父亲说：为国牺牲，光荣！什么要求没提。
    敌人打了一阵枪后，有一队十来人向我们巡逻过来，提着马灯，打着手电，边走边打了几个点射。我命令就地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大家都在一条水沟里，尽量把头朝沟边水里拱，水冷，加上高度紧张，一个个牙床都打“晃晃”。
    幸好敌人走到离我们十几公尺处，无所发现，返回去了。我们又接着向前摸进。
    摸着摸着，眼前突然一亮，旋即听到敌人发出一阵欢叫，我才看清，我们已摸到敌人窗前。当时我的心都“拧”了，以为敌人发现了我们才亮灯欢叫。过了一会，我高兴了，原来敌人在打闹：在跳舞。
    我叫大家往后退了几步，又调整了一下各班位置，等主力一到位，我们就猛烈开火。
    等了几分钟，主力方向又是轰隆一声，他们又触雷了。我们面前敌营房灯火骤地熄灭，各种枪都响了，还有吹哨声、喊喝声、跑步声，我想，敌人全部就位了，连主力到不了，这一百多敌人只有我们一个排对付了，能行么？
    我的脑子嗡嗡响，腿也软了，尽管一再告诫自己：记住父亲的话——男子汉马革裹尸最光荣！却同时又禁不住想：我不该来，不该来……
    我是本可以不来打这一仗的，因为在步校我的成绩是全优，学校已确定我留校任教，是父亲坚决主张我来参战的。
    我的父母都是抗日战争初期的老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都打成了叛徒、走资派，母亲被遣送回山西老家，我跟父亲去了干校，到十六岁，我一人跑回昆明，靠在火车站给人家推板车，换得几毛钱买点包谷，再到菜市拣烂菜叶为生。一年多后，父亲请假来昆明找着我，搂着瘦骨伶仃的我好一顿哭。哭够后说，xx军某领导是他过去的老战友，叫我去找找试试。我就是这么当兵的。
    所以父亲这回对我说：部队解救了你，我们不能有难时找部队去了，当部队需要时我们溜到了一边，凭部队把你养成这一米八的大个，你也该去！
    这时，我母亲已从山西回来，哥哥姐姐都回到父母身边了，一家团圆，日子又像以前红红火火，我也有了个对象，正谈得热烈——我决定上前线后她就吹了。说实在的，我不想回部队，母亲也不断向父亲哭求：我们受的苦够多了，我再不指望别的，只要一家人在起。父亲说，就是为了党没让我们冤死屈死，我们也该献出个儿子来！
    好吧，我就献出来吧！我决定了，连主力不来我也带这个排打进去，能干掉它多少算多少！
    敌人猛打了一阵，又出来一个巡逻队，用电筒到处照，乱打一气。我一看明白了，敌人被惊动了，但注意力在响地雷方向，并未察觉我们已经到它侧后的这个排，我再次命令：第一枪只能由我打响！
    敌人来到了横跨水沟的桥上，我们就卧在桥脚下，我很紧张，枪口是紧紧跟着敌人电筒光的，准备在这支巡逻队发现我们时立刻将它报销。但决不先打，因为枪响后再接近营房就不易了。
    我身边的新战士赵启新，长了一身脓疮，臭水一泡，他总是不停地扭动抠挠。我对他说：别动了！他再没动，敌人子弹打在他身边，他还是没动。二班长一直咳嗽，咳起来翻肠倒肚，我最担心是他。后来他告诉我，他把一整条手巾——每人都在右臂上绑一条白毛巾，全塞进了嘴里，让它紧紧地抵进了喉咙。
    敌人在桥上停了停，说了什么，返回去了，我紧张的心一下松活了。
    为了胜利更有保证，我决定到各班再部署一下，返回来再过小桥时，由于天黑，敌人也从另一面摸上了小桥，我们未发现，敌人也未发现我们，我身后的通讯员朱顺国的钢盔被敌人的剌刀碰得“当”的一声，我转过身，小朱的枪就响了，有几个人忙向回跑，一个人倒在桥面上。我伸过头去看，只觉得一股股温温的粘粘的东西喷在脸上。后来得知，倒下来的是敌人公安屯大队长。
    桥上枪一响，我们全排就开了火，跃上水沟坎，直冲敌营房。
    敌人乱成了一窝蜂，纷纷向营房后山阵地跑，我早料到他这一着，派三班直插营房后面。一排排手榴弹扔过去，82炮、火箭筒也一齐开火，冲进营房的战士也打倒了一大片，接着把整个营房点着了，火光冲天，照着我们向后山冲击的路。三班副龙世江端着轻机枪冲在最前面，连续打下十一个地堡。还抓了个中士班长。战后，龙世江被授予英雄称号。全排立一等功，获“夜老虎排”称号、我个人也立一等功。
    当晚，我向团长报告：“敌XXX团一个加强排和一个公安屯大队被我全歼。”团长问：“你们伤亡多少？”我说：“我无一伤亡！”

士兵

没来得及留下姓名的老兵
                                          ——张明远（团参谋长）
    1979年我是团军务参谋。
    打仗前，从南京、济南军区补充来一些老兵，都是各方面表现突出的，现在他们中不少人成了我们部队的基层干部。（作者在者阴山采访时，得知那里的守备营教导员高家鹏就是那次来自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一个老兵。）
    有一批老兵是我们已经出境作战两天后才赶到的。他们在行军路上向我报到时，天很黑，又下着雨，我来不及登记他们的姓名了，就是来得及我也不能登记，因为规定出境后身上不能带多余东西，哪来的纸笔？我就在路边叫他们列成横队，说了几句话，不外乎表示欢迎他们的到来，然后就宣布：第一二名到X连，X连现在正顺着公路右侧山脊前进；第三四名到X连……就这么干脆利落地把他们分配了。他们有的人带了多余东西，问怎么办。我说，除了弹药、干粮和雨衣，其它的物件都留下，我叫收容队运回去，打完仗你们自己再认。我记得分配到第七八名的时候，有人提出了异议：报告首长——晚上看不清面目，我也忘了介绍我是个什么官——这样不好吧，要是我们打死了，不是连个名字都留不下吗？我觉得是个理，但当时又只好如此。我就说，别胡说！你们的姓名、简历到连队后向指导员自我介绍嘛，……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分头找自己的连队去了。几十个人的分配，不过十来分钟就完成了。
    就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凌晨，五连报告，有个老兵到连队就参加了战斗，打得很英勇，手榴弹从他手里扔出去象小钢炮，又远又准，各种枪、火箭筒他都使得来，哪需要他出现在哪。刚才，他牺牲了，我们想给他报功，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没向指导员报告过么？”
    “报告了，可指导员没记下……”
    “不是还有一个同去的老兵吗？”
    “有，他跟他也是在火车上才认识的。没通姓名。”
    “连队就没一个人问过？”
    “问过。他说他就叫‘老兵’！”
    后来，他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在为他清洗、换装时，有人发现他的被血渍染黑的军装内层，隐约显一行兰字。轻轻把血渍洗去后，终于看清了，那是他的名字——方大军。
    可是问题又来了！
    和我们同时掩埋烈士的友邻团同志说，那遗体是他们团的万大军。还派了本连的同志来辨认。
    “不会错吧？”
    烈士的面部已不好辩认“看个头，像！”
    “你们万大军手榴弹投得又远又准？”
    “对！”
    “他各种武器都使得？”
    “对”
    “他怎么到了我们五连参加战斗？”
    “可能是路过看你们那儿打得正激烈呗。”
    于是，友邻团把这遗体安葬了，碑上写的万大军的名字。
    战后，从清理遗物、从随后寄到的档案，从同批分来的老兵提供的情况都证实，二月十九日我确实分配了一个叫方大军的同志去五连，那个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老兵就是他！
    方大军是原济南军区战士，1957年生，1976年参军。共产党员。
    上级给他追记了三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