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涯煮酒看到“红薯面窝窝头”转的这个帖子,特转载如下: 尘封的岁月——1979(一) 作者:fgq1113 一、男儿踏上从军路 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最动乱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度过,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了,在那个时代与其说毕业不如说只是读完书罢了,因为我至今都没有一张高中毕业证书。离开学校,我们一起同窗十年的同学将要各奔前程,有部分人还要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而我因为姐姐两年前已下乡务农,我就理所当然地留城了。 由于当时“四人帮”已被打倒,全国正在拨乱反正,已停止长达十年的全国高考突然宣布恢复。我匆匆忙忙找回过去的教科书重新泡进了书海里,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埋头苦学,当然放榜时,和千千万万个只差几分的青年一样无缘于高校的大门。 1978年春节后我被分配到广州市郊区蔬菜公司,年底征兵工作开始,领导做我的思想工作,叫我踊跃去报名参军并参加征兵体检。那天我在郊区武装部干部的陪同下,来到了一个部队开设的体检场所,这个体检场所不像一家医疗机构,是在一处弃置的荒地里用竹子临时搭建的竹棚,可能是部队为征兵而临时搭建的,那天参加征兵体检的有好几百人,但到最后只剩下三人过关,所谓百里挑一啊,我是其中的一个,其余全部淘汰。我当时高兴也感到自己很幸运。 我们三个幸运儿被通知当晚要留下来过夜,因为还有一个项目要做就是验血,验血要在晚上我们睡着了才能进行,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大概晚上23点钟,护士开始为我们抽血,完了之后我们也睡不着了。由于这里离广州的沙河大街并不远,我和小潘、小何(另外两位幸运儿)相约到外面散散步。 午夜的广州郊外是那么的宁静,也许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我们谈笑风生,完全忘记了此时此刻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 忽然间,一个带着红袖章的解放军战士(好像是当时的广州警备区的)向我们这边跑过来,并告诉我们晚上这里已经戒严,要我们赶快离开。这时不远处的沙河大街上还有一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在警戒和巡逻,当我们回头还没有走出200米时,那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突然热闹起来,一时间哨子声、口令声响个不停。突然一道强烈的汽车灯光划破了黑暗和宁静的夜空,接着后面一部又一部的军车源源不断地行驶在沙河大街上,车上盖上了伪装网,里面满载着解放军官兵,还有拉着大炮的车队,有榴弹炮、加农炮、火箭炮、等等,时间持续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场景非常壮观。 当晚我们议论纷纷在探讨着这些部队的去向,后来连值班的护士小姐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而且护士小姐也神秘地说:“这是我们的部队”。当然我们一致认为他们一定是去广西中越边境的。因为从当时的电台报纸以及街谈巷议中,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中越边境的紧张局势,那里大批的越南华侨被驱赶。明华轮也从广州启航到越南公海处接收被越南当局赶入大海的华侨,而另一方面,在中越边境地区也经常听到发生的******************件,其火药味甚浓。加上众所周知的两广地区和湖南的驻军都同属广州军区部队。看来一场一触即发的大仗是必打无疑了。 事情返回来又谈到了我们自己,我们只知道自己要当的兵是陆军,但去那里当兵呢?我们不得而知,武装部的干部也是守口如瓶,也许这是军事秘密。虽然我们三人的心里都很明白,但是还是自己安慰自己说:”不可能的,中国有几百万军队,哪有叫新兵去上战场的,这不等于去送死吗?就算轮到我们上也只是第二梯队或第三梯队啊!。” 回到家里,我把参军的事同家里人讲了,父亲非常支持我的选择,认为我从小缺少锻炼,没有象同龄人那样下乡当知青挨过苦,应该到部队去体验生活磨练意志,而女人的臭觉是很灵的,所谓三个女人一个墟,在当时中越边境的紧张局势下,自己的儿子在这个时候去当兵,那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话题在女人的圈子里你一句我一句的劝说绝对不会少,在如此浓烈的火药味下,母亲当然要死要活也不让我去当兵。 几天以后,我当兵的事在同学中传开了,同时还有两个同学伍XX和曹XX分别当上了空军和海军,也许是巧合吧,我们同学三人居然同时包揽了海、陆、空三军。作为同窗十年的同学,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使我们三人在同一时间共同走向各自的军旅生涯。 一天我们相约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作为临别前的最后一聚。那天,虽已是深秋已尽,但岭南的亚热带广州依然春光明丽,暖风怡人,碧波粼粼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向人们展现着一颗颗耀眼的闪闪银星,我们三人在湖上划著小船,荡漾在湖心里,嬉戏、并拍照留影,我们栋景着未来的军营生活,相互之间是那么的开心。 我们同学之间没有那么多禁忌,我们谈到了中越边境,谈到了西沙群岛的海战,谈到了珍宝岛中苏战争,谈到了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还有越南控制老挝,大规模侵占柬埔寨。事实上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到处都充满了火药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已经提出反美帝反苏修,深挖洞、广积粮,时刻准备打一场人民战争。无论你当什么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都已经选择了投身军营。作为军人,就要保卫祖国,时刻准备上战场,坚决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这一点我们义无反顾。 1978年12月30日武装部人员敲锣打鼓前来我家接兵,我终于穿上草绿色的军装并带上大红花。我收拾了行装,告别了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和一班同窗十年的同学,从此踏上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军旅生涯。 晚上武装部在广州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沙河饭店招待了我们一家人,以及小潘、小何各自的家属,品赏了远近驰名的正宗沙河粉。过去我吃过的沙河粉只有炒粉和汤粉两种,没想到今天宴席上的沙河粉品种是如此的丰富多彩,除了传统的干炒牛河和牛腩粉外,还有用河粉皮来制作的河粉煎包、河粉虾饺、河粉春卷、河粉蛋散、五柳拌河、等等, 真是数不胜数,通通都是晶莹透明,口感独特。虽然宴席上的食品是如此地丰富,但宴席间并没有太多的语言,各自的父母都是简短的几句鼓励的话儿,你要在部队好好干啦,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多给家里写信等等。无论是武装部还是家长,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中越边境的话题,也没有问我们的去处。 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晚上九点多钟,武装部的干部用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当时的沙河火车站(即现今天河广州火车东站),这里已是人山人海了,除个别部队派来的带队干部外,都是青一色全部都是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兵,估计省内其他各地的新兵都在这里集结吧。这里有好几列运兵车,都是一些民用的“牛卡”(运送牲口的专用列车),可能是部队临时征用的,这时武装部干部和前来接兵的部队干部进行了简短的交接手续,然后就把我们领到带队的部队干部那里,此刻我们就是部队的人了。 我们三人打起了背包,将要登上一列“牛卡”,便挥手向武装部和我们各自的父母告别。但就在这一刻,我忽然看到妈妈眼泪汪汪地迅即靠到爸爸肩膀上偷偷擦拭着眼泪。霎时间一股辛酸的泪涌进了我的心头。是啊!我们的父母一把屎一把尿的,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养大,尤其是在那个年代,用那微薄的工资抚养下一代,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如今孩子已经长大,正是减轻家庭负担,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时候,我却舍去小家报国家,从此踏上从军路,要远走他乡和祖国的边陲,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又有那个为人父母不痛惜自己的儿子呢?,一声长鸣,火车喘着粗气,一股股浓烟喷向夜幕下的羊城天空,拖着十多节“牛卡”的火车慢慢地向北启动了,送行的父母、亲人、朋友、和武装部干部他们的脸上都有带着微笑的,也有眼里噙着泪水的,他们挥舞着手向我们告别。我们在车里拼命地挤到仅有的一个小窗口挥舞着离别的手。随着缓慢启动的列车加速向前奔跑,模糊的双眼让伤感的泪水滑过我的脸庞。窗外一幅幅羊城郊外的夜景也慢慢地离我远去。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此刻的心情仿佛就像一只离巢的乳燕,离开了亲人,离开了父母,离开了这片土地,离开了哺育我20年成长的珠江水。任凭天高海阔,任凭风吹雨打,这只乳燕从此将要飞向祖国遥远的边疆。 尘封的岁月——1979(二) 作者:fgq1113 二、边境线上练兵忙 那时的火车没有现在的跑得那麽快,由于京广线路很多地段都是单行线,火车开一段路程就要停下来等其他车过,到第二天下午火车才到达了湖南衡阳,在衡阳站火车开始掉头向南开进,此时全车厢的人都明白了。 “去广西!去中越边境啊!”有人大声地叫了起来。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到仅有的一个门口看个真实,当确信无疑时,有人兴奋,也有人愁眉苦脸一种恐惧的脸色,更多的人是默默无语,接受着现实,既来之,则安之。不过心内总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是啊!当兵是自愿的,当什么兵?去那里当兵?为什么就不能早一点告诉我们呢?也许一开始就说明去中越边境,恐怕就无人敢去当兵了,武装部的征兵任务就无法去完成。这就是“军事秘密”的真正原因吧。 到第三天中午,我们在南宁火车站吃午饭,然后火车继续往南开进。 “哇!再往南我们就要到越南啦!”。“太棒了!今晚我们到越南那边去吃越南菜好了”!。车内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讲着笑话。 到了宁明,天色已经暗下来,我们被分批登上了军用卡车,在黑夜之中,卡车行驶在崇山峻岭的山路上,也不知绕过了多少道弯,最后汽车在一条山沟旁的公路边停了下来,我们下车后在公路旁集结,并排成了十路纵队。这时指挥员叫来了一队老兵(其实就是各班的班长),排在我们各路纵队的前面,然后就把我们带到附近的一条小村庄,我们被安排住进了老百姓的房子里。当晚我被分配到165师493团三炮连7班当八二无后坐力炮炮手。这天刚好是1979年元旦。 简单地吃过了晚饭,由各班班长组织各班人员座谈,相互认识和交流。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各个班除了正副班长外几乎全部都是当天来报到的新兵。原来部队来到之前还是机炮连,到了广西后就扩编成为炮连和机枪连,原来的炮排排长成了炮连连长,班长提拔为排长,老兵都成了正副班长了。经过了解,这个部队也是在一个星期前,从广东龙川县开拔来到这里并进驻这个村庄的,那天晚上浩浩荡荡经过广州沙河大街的正是这支部队。 我们住的是老百姓用泥砖盖起来的房子,而房东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了写信向家里人报平安,我们向房东了解这里的地址是广西宁明县下石公社(当时的镇叫公社)下蒙村。 初到部队,很多人都不会讲普通话,而部队广东籍的人员比例相当之高,加上广西籍的人员也是讲白话,除正规场合外,平时战友之间使用粤语沟通反而成了地地道道的“普通话”。而在当地我们同老百姓交谈,用普通话他们听不懂,而使用粤语却一点障碍也没有。不过,粤语讲多了,我们又常常被连队干部骂。有些人要求他们要习惯讲普通话也确实有点困难,他们只好讲些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以致闹出很多笑话。 第二天部队就投入到紧张的战前训练中去了,由于战争的需要,我们没有象往年的新兵一样先进行三个月的新兵队列训练,而是直接进行操炮训练,我们必须尽快掌握八二无后坐力炮的操作和技术性能,以及其他各类武器的使用技能和基本常识,还有大运动量的体能训练,总之训练的强度非常之大。 一月份,如果在我国的北方,那是冰天雪地的季节,可是在祖国的南疆,在热带丛林里训练,每个人都会汗流浃背,我们的军装湿了又被太阳晒干,干了又被汗水染湿,每天训练完回来,我们的军装都染上了白色的一层薄薄的汗盐。而部队又经常搞一些突然袭击式的训练,以检验部队的瞬时集结能力。 一天,和往常一样带着疲惫的身躯训练完回来,由副班长带队,我和班里的战友一齐,拿着换洗的衣服高高兴兴地冲到村边的一条小溪旁,痛痛快快地洗上一个澡,见到清澈凉快见底的溪水,我鞋都没有脱就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 刚一下水,就从驻地的连部传来了急速的紧急集合的号声,我赶忙上岸,可是我的凉鞋已陷在泥巴里拿不起来,这时其他人都已上岸,并快速地向连部跑去,而我还在水里摸我的凉鞋。 这下副班长急了,拼命地催促我快点上岸,“你还在摸什么鞋子,越南人已经打过来了,你是要命还是要鞋子?”。 这时副班长也已下到水里,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就拉着我拼命地往连部跑去,并要我边跑边穿衣服,回到连部的集结地,别人已经全副武装地站在队列里,而我却只好光着脚丫加入到队列中去,多么狼狈的搞笑相啊!。 当晚,各班根据集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自行点评,我当然是受骂的对象,因此我被班长骂了个狗血淋头,而副班长却主动承担了我的过失和责任,并私下里教会了我很多如何在部队“混”的道理。这一点我从心里非常感激他。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临战训练,我的军事技术成绩名列前茅,在一次由团里组织的检验式的无后坐力炮实弹射击中,为了取得最好成绩,我被临时充当瞄准手(之前我并不是瞄准手),在固定靶、移动靶、架炮射击,肩炮射击、等等,发发命中,可是弹无虚发。由此受到团部首长的嘉奖。而冲锋枪射击200米固定靶发发中十环,即使是打连发也决不跑靶。这一点不是吹牛。城市兵嘛!军事技术、文化素质都是超一流的。当官的手下有我们这样的尖子脸上也有光啊。不过城市兵固有的弱点也在我的身上表露无遗,身体素质差,训练怕苦怕累,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吊儿郎当的。以至于有人感叹“城市兵?不好带也”。 八二无后坐力炮的炮身平时多是由二炮手用肩扛的,考虑到无后坐力炮的炮身比较重,一般情况下都是班里的人轮流扛的,起初我也争着去扛炮身,以减轻二炮手的负担,但是我扛着炮身无法保持平衡,就算不扛炮身,走在那丛林的山路上我也经常摔跤,经常扛着炮连人带炮一齐摔了下来,这一点与农村出来的人就大不一样,他们扛着炮走得是那么轻快自如,而我却走得一仆一碌的,有一次炮身上的瞄准具被我摔坏了,只好拿到修理所去修理,要知道在部队损坏武器是很大件事的。由此我的班长被连长臭骂了一顿。从此,我受到了特别的“关照”,班长不再允许我去扛炮身了。 1979年1月27日这天正是农历的除夕夜,在这个贫困的边境山村里,老百姓特意宰杀了两头大肥猪,送到了连队的炊事班里,当然我们以部队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为由来拒绝,但是老百姓也以本地风俗习惯“不收下等于看不起他们”为理由,(到底有没有这个风俗,我们无从考究),非要我们收下不可。最后连队决定来个“军民大团圆,”由各班把做好的菜拿到老百姓家里,和老百姓一起吃团圆饭。 席间,我们与房东都讲些客套的话。 班长说:“我们来这里都给你们添麻烦了”。 房东黎虎辉则说:“不麻烦,你们来了是在保卫着我们,在你们没来之前,我们经常受到越南特工的骚扰,村里的两头耕牛都给越南人当活靶子给打死了,我们的人都不敢下田干活了,你们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房东黎虎辉还对我们说,他的一个姑姐在“同志加兄弟”的年代嫁到越南去,最近带着儿女被驱赶了回来,而姑丈则因“亲中”和“叛国罪”被越南人打死了。 而我们班里的战友则说,仗很快就要打起来的,我们一定要为你姑丈报仇!为你的姑姐报仇!为我们中国人出一口气。很很的打击越南人!惩罚越南人!。还有人则说,报纸登了,邓小平副总理明天就要去访问美国了,看来这是大战之前的外交手段,如果有美国的支持,至少美国保持中立,我想苏联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这晚虽然是除夕夜,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欢度着自己的传统节日,可是我们这里也在“过节”,我们也吃“团年饭”。我们也和老百姓一起祝酒(只是象征性地喝一点点)但是这里没有载歌载舞,没有节日喜庆的鞭炮声。晚上我们还要加派哨兵,加紧巡逻。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都是崩得紧紧的。 1月28日邓小平应邀访美。1月30日邓小平访美时说:“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1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在致词中邀请中国同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在答词中郑重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安定”,并宣称要“教训越南地区霸权主义”。 在结束访美行程之后,邓小平开始对东京进行访问,在会见田中角荣时他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中国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1979年2月1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最强烈抗议越南当局接连派出武装人员侵犯中国领土,杀害中国人员,枪击中国列车,制造新的严重******************件。 这是大战的前夜。我们的晚饭比往日提前了一个小时。吃饭的时候,我和排长张盛江以及9班的战友除星华在一起,我小声地问排长张盛江,是不是要打仗?排长说“向前开拔,准备打仗”。 后来排长又对我说:“打完这场仗,如果我们都没死,日后转业我们兄弟三人一定会在广州相聚”。 我非常高兴地说:“那你就千万别死了”。 一旁的除星华也说:“战场上只要我们兄弟相互照应,我们都不会死。我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广州欢聚的日子”。 我们三人相互击掌为约“一言为定”!。 饭后,我们回去打起背包收拾行装。这时房东黎虎辉全副武装地匆匆赶回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原来相处这么久,我们现在才知道他是这里的民兵营副营长,黎虎辉告诉我们,由他带领的民兵营也随同部队参战,主要任务是为部队运送弹药和救治伤员。 几乎全村的男女老少、乡亲百姓都出门来看着我们的集结,目送着我们的离去。这不是欢送的场面,只有忙碌的军人和窃窃私语的百姓,好像百姓们都知道我们的离去则意味着一场大战的来临。他们之中也有人恐慌的,因为我们走了,这里就不再有军人保护,越南人会不会打到这里来?过去就曾经有越南的特工来骚扰过,而且越南人还说过“打到凭祥吃早饭,打到南宁过春节”。事实上百姓们的这种担心也是很自然的。 晚上我们来到了边境最前沿的小镇——隘口镇,在隘口镇派出所里,我们被通知要求所有的官兵都要把自己身上穿戴的衣服、皮带、帽子等都要写上自己的姓名、部队番号和家庭地址,目的是一旦在战斗中“光荣”了,或者尸体已变得面目全非,后人可以根据衣服上的资料来确认你的身份。 这晚很多人都偷偷地写下了“遗书”夹在背包里,我也不例外。而且还写了一张入党申请书,希望“火线入党”或者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把身上仅有的5元钱(那时我们每月的总收入也就是6元)夹在申请书里作为第一次的党费,当然如果牺牲了也是最后一次的党费了。 老实说,这样的入党动机是很不纯洁的,完全是一种投机行为,即使是牺牲了,也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下些光环。当然,最终我没有实现火线入党的愿望。反而是战争结束后,连队的文书来告诉我说,我被组织批准为“火线入团”。这简直是笑话,我在学校时就已经是共青团员了,现在怎么又火线入团?。 另外,我还向家里简短地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孩儿不孝,我将奔赴杀敌的战场,望双亲保重,不要为儿牵挂”,等等,最后还加了一句“这也许是我最后的一封信”。这封信被家里收到后,可把母亲吓得死去活来,母亲每晚都去公共电视室看电视新闻(那时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公共电视室里也是看黑白的电视),希望在电视里能看到儿子“还活着”的身影。在还没有受收到我报平安的信之前,母亲终日以泪洗面。 凌晨3点部队又吹响了集结号,背包被留在派出所里,武器弹药通通带齐,连长、指导员在作战前动员。我们炮连的两个迫击炮排跟随营部作战,而我们无后坐力炮排则以班为单位,配合各步兵连一起战斗,我是7班的,当然是配合步兵7连了。我们是打穿插的,而步兵7连恰恰又是我们营的尖刀连,也就是全营的先锋了,我们的任务是像尖刀一样直插敌人的心脏。以最快的速度穿插到越南同登附近的制高点——303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