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一上班,手机响起集合号,显示:“勇者无畏老杨” 来电。他告诉我,看了我们和老师的照片,他猜哪个是我,结果,他猜对了。我们虽然从未见过面,但是彼此好像很熟悉,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情结。fficeffice\" /> 我告诉他,前几天见了一位也是41军122师的战友老陈,那年他已经是连级干部了。说起当年,说起牺牲的战友,他依然是热泪盈眶,几次哽咽着停顿,无法说下去。他写了一篇回忆杨伟明的文章,声情并茂,让杨伟明烈士的形象在我们的面前变得生动起来,非常感人。 其实,在上个月,贝拉网友已经在她的帖子里转贴过。 但应老杨的要求,我还是把文章再贴在这里,再看一次。 <我的兄弟叫水牛> 作者41军122师老陈 我是在初二刚开学的时候认识他的。相识非常必然,因为他们家和我们家就住对门。 那天是周末,我从学校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上到二楼,只见楼梯上坐着一个人,正借着昏暗的梯灯看小人书(连环画),年龄和我相仿。不认识。我也不好搭话,边敲门边想,这人怎么在这儿看书,这么暗的灯,还挡道。 他见我敲门,赶紧站起来,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说:“月斯。”(确实是这个发音) “什么?”我没听懂,一看是钥匙,接过加道谢。他对我笑笑,转身进了对门。我这才知道他住杨吕叔叔家。亲戚?孩子?这是什么口音? 家人回来后我才知道,警司今晚有电影,爸妈带着我哥、妹看电影去了,将钥匙请他转交我。他是杨叔叔的儿子,冬青的哥哥,从小在山西太原长大,(从此我记住了山西话说钥匙是这种发音),现在来广州上中学。 这是我和他见的第一面。 很快我便知道,他叫杨伟明,比我小一年。现在八一中学上初一。 虽然住对门,但由于不在一间学校,且又是住读,有时一个星期也不一定回来一次,见面机会很少。不过总还是能见到的。后来我曾问过他,你拿着钥匙(月斯)等我,可以坐在你家等,干嘛坐楼梯口?多难受。他说怕不能及时发现我,害我进不了家门。我说那你可以把家门打开,我一上来你不就看到了吗。他说那也不保险,再说他还看着小人书哪,还是坐楼梯稳当。(难怪还要挡着道)我顿时心生好感:真能替别人着想,实在人啊。 我后来还知道他有个爱好,喜欢看小人书。他说他最喜欢小人书。我曾故意吓唬他:“你最喜欢小人书?那毛主席的书呢!”他还真被我吓住了(那时候说错话可是要上纲上线的大件事),憋了半天才说:“毛主席的书我最、最喜欢,两个最!” 看他这憨劲儿。 和他熟悉起来是在1968年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按照就近分配的原则,我们和警司、空司这一片的孩子都被分到五十五中,就是现在的执信中学。文革前叫执信女中,文革初期她们自己改名叫红女中。文革时大破“四旧”,自然要破除男女分校的封建残余,实行男**校。从那时起,所谓的女中就不复存在了。不过由于是女中的底子,自然还是女生多男生少,开始时一个班男生不过六七个,有些势单力薄。想必杨伟明知道这一点,可能是怕报到时有些不好意思,便约上住对门的我一起去。 我们骑着单车进了校门,远远就见大树下贴着一张大红纸写的布告,一群人正在围观。我们自然也凑上去瞻望一下,内容大体是说:好消息,学校现有大量卫生纸供应,需要者可到总务处购买,质优价廉云云----,我还没看完呢,只听他啊呀一声,扭头就跑,站得远远的,还一个劲叫我别看了。我莫名其妙,过去问他怎么啦?他左顾右盼一番才说,这种东西你怎么还看呢!你没看见,都是女生在看嘛!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切!看把你吓的,学校能贴我还不能看啦!真没看出来呀,你知道的还不少! 杨伟明还没算完,骑上单车就要走。我喊住他:还没报到哪!他扔下一句:我不报了。人就没影了。 我就不明白,不就卫生纸那点儿事儿嘛,至于这么大反应吗。你不报我可得报,这可是美女如云的地方啊。 这就是憨到家了的杨伟明。 那时小孩儿之间很兴互相起外号,特别是有些特点的。杨伟明在男孩里应该算是长得很漂亮的了,高鼻梁,薄嘴唇,眼睛又圆又亮,双眼皮,还是双的很漂亮的那种,特好看,用现在的时髦话叫帅哥、靓仔(比他爸靓多了)。只是身材有点儿像张靖宇,偏胖。张靖宇的外号叫“肚皮”(发音不能太正,要念:肚迪。这是卡六的首创,他对此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杨伟明的外号叫“水牛”,似乎也顺理成章。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知识产权属顾单儿。 别人的外号多少有点儿挖苦调侃的味道,他的外号我却认为十分贴切,直到他牺牲后,我更加是这么认为。要说外形,只是有点儿像(仅仅是有点儿),主要是性格脾气:为人善良,老实忠厚,没有是非,埋头苦干。这外号,并非形似,乃神似也。 1969年3月,我们和机关的许多哥儿们一起当兵来到122师,他分到364团,一直干到牺牲,正好十年。 我刚开始是和江流、纪南翔、杨中华等人分到军直高炮团。我和江流一个连,在广西东兴县的中越边境蹲了半年山头,1969年8月归建才回到122师,在湛江霞山的港务局守港口,不久又调防到遂溪县守空二师的机场。我们离364团当时的驻地调顺岛还远着呢,平时和他见一次面也不容易,他的消息也不多,偶有情况传来,不外乎是干得不错等等,总之他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类型。 有关他的事我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听说他提干了,那时我还当着班长呢。我由衷地认为他这种人在野战军当兵是入对门了。相比那些农村兵,他比他们受的教育多,见识广,有文化,素质高;相比城市兵,他又能吃苦,从不发牢骚(这点在部队基层很重要),身体也棒(要不怎么叫水牛),死做烂做,讷于言而敏于行,整个一老黄牛精神,部队不用他用谁。和他情况相类似的还有赵豫生(空司子弟,我的同学和战友),赵幼林(军区后勤子弟,马铁平的大舅子),偏偏他们全都牺牲了。 我战前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1978年9月,师里召开师、团、营三级干部会,他来开会,我才知道他已提副营长了。当时我已调到师政治部,是会议工作人员,正在合流的招待所准备会议文件,突然听到背后一声断喝:“友恒!”接着肩膀被猛击一掌,有些眼冒金星,回头一看:“水牛!”我们都高兴坏了。 他告诉我他已从桂林步校毕业,刚结婚,老婆是在步校时抠到的,校医务室的护士,叫李凤芝(音)。小俩口蜜月到北京看望了他爸爸(杨叔叔当时在部里办学习班),他爸还送了块表给他做结婚礼物。我欣赏了一下,挺漂亮。(这块表还有一些话题,以后说。)我很羡慕,说你小子真够可以哈,不吭不哈的把什么事儿都办完了。学也上了,家也成了,业也立了。他是我们这帮人中第一个提干,第一个提副营,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就我所知) 不过他讲得最多的,还是刚才在来的路上,一个大雷如何把他们一车人吓得半死(湛江是高雷区),他又是如何的会避雷,别人又是如何的害怕。他叙述的不是很流畅,却也绘声绘色,没完没了。我静静地听着,觉得这屁大点儿的事他讲起来竟还这么有兴致,真像是还没长大,还那么纯真憨厚,一点儿没变。 没想到这次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他的蜜月也成了绝唱。 一个多月后,部队就接到了开拔的命令,奔赴广西的中越边境。 我们师部署在靖西、那坡一线。我们的正面是越南的高平省,有越军的一个正规师(番号我忘了)。我师的任务是,正面攻击,打通和控制平(平孟)高(高平)公路,配合兄弟部队,合围越南的高平,吃掉这个师及沿线的公安屯部队,狠狠教训一下这帮狗杂碎。 我们师的主要作战方向有两个:一个在靖西县的孟麻镇,这是主攻方向。这里高山峻岭,无一条像样的公路,全是山间小道,部队行动艰难,越军兵力也单薄。一个在那坡县的平孟镇,是佯攻方向。这里的平—高公路是越南高平省连接我师战区范围内唯一一条等级公路,肯定是越军布防的主要方向。 避实击虚,这是常识。以次要兵力吸引越军主力,以主要兵力迂回越军侧翼,出其不意,聚而歼之。这个方案战后看没有错,问题在于没有贯彻到底,中间出了岔子。 364团作为我师的主力团,自然部署在孟麻,并从365团拆了一个营过来,加强给364,(就是方潮所在的那个营)。平孟方向只留365的两个营(就是盛鲁湘他们,部队平时训练极少,擅长种水稻)。反正是打佯攻,没指望他们能打出什么辉煌战果来,就算是战损过半对全师也不会伤筋动骨,只要能牵制住越军的部分兵力即可。这是我的个人看法,摆不上台面。正面说法是给部队打翻身仗的机会。不过咱心里明白,我要是领导也会这么干。365团自从兵败东山岛后,几十年来一直坐冷板凳,从无做过全训部队,以搞生产为主,直到撤编也没翻过身来。 师的预备队是366团,摆在364的侧后,靠近与42军的结合部,随时支援主攻方向,兼顾对42军的呼应。我师作战的根本目的,是从正面压迫越军,掩护121(念井方向)和124(水口方向)两个师对高平的迂回穿插,完成对高平的合围。(这可是广州军区的两支拳头部队,战前全是甲种师,是军区的看家老底)。123师是我们军的预备队,只在龙口方向做小纵深穿插,目的也是牵制越军,同时屏护42军侧翼,为大纵深穿插创造有利条件。 以上就是我在临战前对我师及友邻部队总体态势大致上的了解。 师机关分成了三部分,即前进指挥所、基本指挥所和后方指挥所。我在师基指,理所当然地摆在孟麻,跟在364后面。2月14号进入出发阵地后,我知道杨伟明、赵幼林他们离我并不远,就在前方一个叫弄尧的小村子,直线距离不过一公里左右。 15号晚上正式向我们传达作战方案。我们这些“瞎参谋乱干事”并无对方案进行讨论的职责,听着就是。方案要求,17号凌晨全线发起攻击,当晚一线部队必须推进到高平城下,完全控制平—高公路。还说我们师基指争取到高平城里吃晚饭。(信心爆棚)。 高平市(GAOBANG)是越南高平省的省会,距边境线大约60公里。我不是军事干部,不过基本常识还是有的。野营拉练我们年年搞,光靠两条腿,就是敞开大路让你走,全副武装一天能走多少公里谁不知道?更何况还有作战行动呢,能行吗?我感觉这有点儿像做梦娶媳妇儿。当时就听得我们面面相觑。 我并不具备评论领导作战指挥水平的资格,但我至今还是认为(不知是否有些片面),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直接导致了朔江战斗初期的失利,包括杨伟明和赵幼林的牺牲。 我之所以要介绍上述这么多情况,是为了回应战后对杨伟明某些的议论。 17号凌晨,作战如期展开。当晚看战情通报,情况糟糕。进展最好的部队,才向前推进了几百米,有些部队甚至又退回到早上的出发位置,与原来的预想相去甚远。第二天依然前进缓慢,已开始影响到了穿插的部队,给养供不上去,伤员运不下来。左邻右舍都在指望着这条公路,军里督促的电报接二连三(军区给军的压力更大),我甚至看到一份电报,意思是要用预备队(123师)把我们换下来。口气很是挖苦。这可是奇耻大辱啊!前指和基指都沉不住气了,19号晚上连夜调整部署,命令364团二营改变原来迂回攻击的任务,沿平孟至高平的公路直插朔江,死活必须于20号拿下这座县城。 如果能达成这个目的,当然很理想。占领朔江,起码可以保证这十几公里的公路畅通无阻,穿插部队立马脱困。更可以给越军的防御造成极大压力,甚至全线崩溃。高!实在是高!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认为错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二营是364的主力,“水牛”正是该营的副营长。反击战开始时并不是他们打头阵,而是配属过来的365团三营先上去撕口子,和越军死磕(所以方潮他们这帮战友老是发牢骚说,他们是行又行先,死又死先,企又企两边—平时靠边站,战时打头阵,早死早完事儿)。可能这也是他们全营官兵(后因大裁军早就全部转业、退伍了)现在特别团结的主要原因。不过这样的部署无疑是正确的,主力要用到关键时刻。 现在可是生死关头了,主力不上谁上!我军有个传统,战时各级指挥员的副职要向下配属一级,加强主要方向的力量。四连是二营的尖刀连,又是“水牛”的老连队,当晚就由他带领这把尖刀沿着平—高公路直插朔江。营部紧跟在后面,该团有个副政委(姓什么我忘了)加强到他们营,也跟在营部。很多情况我就是事后听他说的。 接下来就是我永生忘的日子——1979年3月20日。 未完待续 [此帖子已被 鹿桥依梦 在 2010-1-27 10:02:50 编辑过] |